无出路咖啡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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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第02节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