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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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傻瓜”数码相机的技术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的新闻发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思想。就像大学一旦没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筑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有价值的思想能力。同样，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堆图形。
我们小时候国家穷，把人当机器教育，老师总拿“螺丝钉精神”说事儿。我们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只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机器社会。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机器比人值钱，只有安放昂贵机器的图片传真室才有空调。盛夏酷暑，想找地方凉快一下，只有趁发传真之际才能享受片刻。
那时候一台苹果电脑轻易卖几十万元，现在一台专业的苹果笔记本，只需2万元人民币就能搞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45元，当时尼康F…3一个光屁股机身就卖5800元，需要不吃不喝11年。现在最贵的日本相机，也没多少钱了，可见机器没有人值钱。
我还有一个谬论，我把劳动分成五个层次：首先是牛马劳动，这种劳动不需要体能，也不需要训练，天生就会，很可惜，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牛马劳动；第二是体能劳动，年轻力壮，具有人类最强健的体魄、体能，需要足够的体力；第三是技能劳动，需要特殊的培训和练习；第四是智能劳动，需要复杂的培训、实践，还需要拓展思维；第五是德能劳动，囊括了前几种劳动，且更具有战斗力，某些时候，即使什么也不干，照样创造价值。
可惜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到摄影记者是一个正在衰亡的职业。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过《我为我的传真线玩儿命》，没过几年，数字技术的发明宣告我为之玩儿命的传真照片死亡。我没上过新闻系，没受过新闻的系统教育。我当摄影记者，完全靠新华社大环境的磨炼，逐步培养起新闻记者的本能直觉。成功的摄影记者不是事情发生后跑到事发现场留此存照，而是事先潜伏于事件之中，与新闻一同发展，一鸣惊人。
到现在我写了7本书，本本畅销，这主要是我的编辑都是新闻科班出身。我前4本书的责任编辑任幼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是《世界博览》的开创者，有丰富的国际编辑经验，她主编的杂志为我提供了学习写作的场地。最近一本书《一个人的远行》的主编江林，也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她们都自谦她们上过的新闻专业不好玩儿，我的胡言乱语好玩儿，不同于国家通讯社的“新华体”。我本来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根本达不到新华社文字记者的专业水平。我所说、所写不过是我照片说明的延伸，是“鸭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这么认为：鸭子干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得益于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鸭子眼球的轴突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到的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故总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总是轧死鸭子，轧不着鸡。她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的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般的大嘴。
新闻时代的旧事（7）
我猜多年前她说的鸭眼、鸭嘴，就是我今天发明的“语像”。今天我在这里解读“语像”，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我在中东海湾战争炮火下过30岁生日
1983—1987年，我在这里当了四年正规老师。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扩充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进步最大的一所学校。伴随着中国的法制建设，政法大学一直以最低成本创造最高价值，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983年我扛着自行车，钻过漏了大洞的铁丝网，从北大来政法报到。我们的马列教研室就在简易木板房里。那时候这片楼归几个单位共有，其中响动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团了，崔健他们每天早晨在这儿练吹号。以后学校使用手段把他们一家家地赶了出去，还到昌平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这里毕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深入浅出，毛发无损。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式的骄傲与社会潮流难以适应，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会就是政法大学教我的。我以摄影干预社会，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1986年，在正式调入新华社以前，我一年见报的照片已经有80多张，都是我在政法当老师的副产品。
进入新华社后，我每天发稿，到1989年，一年千张以上，这是“数量”；一个月三次上《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是党报，这是“质量”。当时“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华社绝对是传媒界的“实际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义老大”。至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我党宣传序列里属于正部级编制，此外还有衰落的《解放军报》和更衰落的《红旗》杂志，一个是枪，一个是党。中央电视台至今大概仅相当“副部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电视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我在电视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天安门广场飞往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只把我的稿子“留资”，不公开发表，担心引起恐美情绪。直到20世纪末，南联盟挨炸在即，好多人还看不清形势，鼓动民族情绪，在电视屏幕上瞎预测。我当时写了《戏说南斯拉夫》，表达和群情激愤不同的想法。被写《唐山大地震》的《解放军报》前辈钱钢登到《南方周末》上，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第三种声音。
直到今年（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布什战争内阁史》，从另一角度睁开眼睛看世界。该书一版一印一上市就脱销。给中南海讲课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专门请我给这本纵观美国外交政策的巨著作序，这说明当今中国开明到空前程度，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有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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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8）
1979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讲座，第一次听哈佛教授讲“韩战”，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拉美问题专家、“右派”罗荣渠教授亲自现场口译，我才知道“抗美援朝”还另有说法。1950年，是金日成先用苏联的“喀秋莎”、T34解放了除釜山外的整个朝鲜，“才爆发联合国军的维和行动”。以后我选修了美国教授李（Lee）博士的“国家间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ong the countries），沈仁道教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沈仁道学而优则仕，后来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90年8月，我是罕见的“主战派”，与“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主旋律严重不符。当时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我北大国政系的同学穆小枫，他爸爸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北大赋予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面对中央委员我也决不哆嗦。穆青和蔼可信，人称穆老头，他几次找我，说要“听鸭子讲真话”。我童言无忌，与那些看上面眼色的“官员记者”和封疆大吏完全不同。
穆青记者出身，报道过焦裕禄，对我超乎常人的“疯话”一贯欣赏。早在1987年，穆老头就让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郭超人对我实施特殊政策，批准我装备无线电话，随时调用新华社的奔驰车，拍内参照片，要求我当好耳目喉舌。现在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多次和我一起冒险尝试新的新闻采集方式。如果没有穆老头，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3年穆老头病逝，我正一个人开着大吉普，从印度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宁时，新华社青海分社总编马千里给我看《前进报》，我才知道穆老头死了。1988年我在秦岭拍到野生大熊猫后，穆老头专门让我给他演示我拍的大熊猫幻灯，并把这批照片卖给美国，出版了《大熊猫的神秘世界》，在纽约有英、法、德三种版本。接着，穆青派我和马千里进可可西里采访，使新华社早在1990年就拥有最权威的可可西里综合资料。
老鸭觉得，穆青这辈子当了很多年新华社社长并不稀奇，中国不缺中央委员，有的是退休部长。穆老头这辈子有三件事显示出他人格的伟大：一是年轻时，娶了续范亭将军的女儿，生了一帮好孩子；二是中年时，写了共产党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至今无人超越；三是在晚年，他“把摄影变成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把我当成摄影翅膀的“大条”弄进新华社。大条学名“主羽”，是飞禽展翅举升的力量所在。如信鸽翅膀有12根大条，也叫12根主羽，信鸽靠这12根大条展翅高飞。大条缺损的信鸽飞不起来，更飞不远。我就是穆青的“大条”。
按今天的标准，我肯定不是好记者，肯定有人会说我：“你怎么那么不开放啊？你看人家CNN！”是啊，此前，CNN还没人知道呢。1989年春节，CNN才开始在北京瞎转悠，美联社、路透社都懒得理它。1990年，我从北京天安门转战巴格达解放广场，身上带有浓厚的历史烙印，人民觉得我及格。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我单枪匹马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再从以色列回到伊拉克，是唯一往返交战双方的摄影记者。我在海湾战争的炮火下过了三十岁生日，“三十而立”，到此为止，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