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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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我在回顾中发现，我的这种人生观其实早已植根于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种性格在后来环境中历练的产物。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这种性格使我一方面极为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于应付外部世界，对之心存畏怯和戒备。前一方面引导我日益沉浸于以读书和写作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和亲子之爱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了人生最主要的乐趣，后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不妨说，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著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这本书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并长的过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书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受与透视相反的原理支配，他会发现，幼时再小的事也显得很大，近期再大的事也显得比较小。第一部所写皆儿时细小记忆，但是，童年无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为写在白纸上而格外鲜明，旁人觉得琐碎的细节很可能对本人性格的形成发生过重大作用。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较多篇幅回忆了郭世英，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如果读者想知道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本能的人是如何度过在农村的长期寂寞岁月的，也许可以在第三部中找到答案。第四部的时间跨度最大，篇幅却较小，笔调显得有些匆促。我对此的辩解是，许多事情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态中，尚缺乏回忆所需的必要距离。不过，我的人生之路正是在这里有了基本的归宿，因而我在这一部分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成熟认识。
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描绘，要这种描绘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决不会是一个例外。即使坦率如卢梭，当他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不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因而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其人性的丰富和优秀吗？我惟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因此，我劝那些喜欢看名人秀的读者不要买这本书，免得失望。我也要告诫媒体，切勿抽取书中的片段材料，用来制造花边新闻，那将是对这本书的严重亵渎。我只希望那样的读者翻开这本书，他们相信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心情写它的，因而愿意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其中的每一个字。
周国平 2004年5月19日
一、绝对平民
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相纸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男婴，刚会站立的样子，站在一只木质大圆桶里。背景是一个门厅，那只大圆桶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宽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女儿三岁时问我那是谁，当她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抬起头望我，一脸疑惑的神情。事实上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这个联系如此抽象，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
据父母说，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厅里拍摄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货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据我的推算，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出纳员时的年龄是二十岁，两年后与我的母亲结婚，然后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岁时上海解放，他离开了这家公司。我可以断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我的证据是照片，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那时候，父亲年轻英俊，显然喜欢游玩，经常携母亲在沪杭苏留影。从照片上看，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一家人其乐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儿阶段的，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我的弟妹们则几乎没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变化。读中学时，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因为老相册已破损，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把它们安顿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怕有“四旧”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永远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后来的陕西北路）一带，经常在一起玩。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在以后的生涯中，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从来不觉得节俭是一种痛苦。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直到现在，虽然常有机会瞥见别人的奢华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觉得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对之毫不动心。父亲和母亲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是老实做人。他们都是本分人，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这种性情遗传给了所有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拙于与人争斗，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以后，都不禁为他们的老实而感慨。比较起来，我算最不窝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
我的家庭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传承，就更无渊源可循了。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上一辈亲属里找不出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我的父亲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只读过小学，靠自学才粗通文墨，母亲则是通过扫盲才识字的。父亲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基本上是干部学习资料之类，此外有几本苏联反特小说和一本福尔摩斯探案，表明父亲也曾经有过一点儿消遣的阅读。高考报名前，上海一所大学为考生提供咨询，一位老师听我说要报文科，问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响，我能举出的只有父亲柜子里的一套《毛选》。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们能够在家谱中追溯到某个显赫的先人，我却连这种光荣也丝毫没有。为了奚落他们也为了自嘲，我向他们阐发了一个理论：第二等的天才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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