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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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的，又有哪个主管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镇劳动局，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社保，社保让他们找劳动局。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给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镇劳动局，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他们就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过去了，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和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解雇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解雇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的，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所付的精力和所受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求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１９４。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１８０人。这１８０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１８０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１６０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
这１８０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小姐或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小姐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Ｘ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那两套被隔离宿舍我看过，是厂里临时腾出来的仓库，从中用薄木板隔成男女两间，每间都放着几十张床，名副其实的大通铺，上洗手间都要走几十米远。不要说病人呆在里面受不了了，就是正常人呆在里面也会有病的。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走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叫她走人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就算不被隔离，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我家的平房己经盖起来了，我再不用象以前那样恨不得把钱掰成八份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怀念以前那种日子，怀念那种除了吃饭上班睡觉的日子，那时候虽累，但内心是多么平静啊。只要工作上不出错，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八面玲珑，不需要察言观色。
更让我痛苦的是，长时间和沈洲在一起，我发现我越来越依恋他了。不知是被我感动还是怎样，他似乎对我也比以前稍稍好了那么一点点，偶尔也和我谈谈厂里的人和事，虽然话总是不多，我也能理解。一直以来，在我心里，他是个内向的，并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现在，我是一个太过害怕孤独的女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能有一个人关心我，我己经很感动了。
１９５。
我知道这不是爱情，但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感情？有时候我想，沈洲于我，就象高高在上的一件东西，那件东西是我望尘莫及的，因为得不到，所以特别地想得到。一旦得到，应该也不过如此吧。
六月底，非典的警报渐渐解除了，很多人绷在心底的那根弦都渐渐松驰下来。路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了，厂里因感冒被隔离在特定宿舍的人也都搬回了原宿舍，据说厂里很快就会接到大订单了。一切，似乎都要回到正轨了。
在一个周六晚上，又一次缠绵过后，我对沈洲说：“非典过去了，我以后再不为养活家里发了，我想去买几件衣服，不如下星期我们去镇上逛一下吧。”
谁知，他竟然犹豫了一下，为难地说：“不行，我明天就请假回家的。”
我大吃一惊：“明天？你请假竟然不和我说？”
他委屈道：“我这不正和你说吗？”
我咬紧嘴唇迷茫地问：“为什么？你年底刚回过家啊。”
他忽然抱住我，不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颤声问：“你回家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他爱怜地将我额前的一络头发理到耳后，第一次情深款款地说：“因为，她把上半年的假都积攒下来了，就是为了来看我。我回家是去接她的。”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声音很轻，但在我听来，却犹如晴天霹雳，我猛地倒退一步，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她是谁？”
他羞愧地低下头，轻声说：“她是小颜。”
我伤心欲绝：“如此说来，你原来一直是有女朋友的？你和小颜并没有断绝关系？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我？”
他惭愧地低下头，不断重复那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尖叫着：“你不是有意的，你这还不是有意，那什么才叫有意！”说完，便扑到床上，放声大哭。
他将我抱在怀里，声音也哽咽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伤害你的，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太寂寞了，而你，又那么让人怜爱。”
听了这话，我哭得更伤心了：“原来，原来你开始就是骗我的，你开始就知道你不可能和我在一起，是不是？是不是？”
他急忙说：“不，不是的，那次带你去深圳，其实就是想和潘晨一起投资做生意的。这么多年，我知道单靠打工是赚不到钱的。只要能赚了钱，我就可以和你在这边买房子、安家。可，可你也看出来的，他们吹得天花乱坠，事实上只是想骗我投资。”
我边哭边说：“借口，一切都是借口！没钱你就不能娶我了吗？在这边做不到生意，回家你就做得到生意了吗？”
１９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低声说：“她家庭条件比较好，毕业后又托关系进了税务局。税务局你也是知道的，工资、待遇都很好。这次我回家，其实也是为了我考公务员的事走关系。”
我喃喃道：“如此说来，你己经决定离开这儿了？”
他犹豫了一下，避开我的眼光，轻声说：“还不一定。”
但我，一切都明白了。感情上，我是恨他的；但理智上，我却是理解他的。他的选择是对的，谁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呢？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有什么资格和一个女税务官争男人呢？怨谁呢，怨只怨自己是一个卑贱的打工妹！
想到这里，我强忍着悲伤，并没有哭闹，整理了一下零乱的衣衫和头发，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的房间。而他，亦并没有挽留。甚至，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他似乎长舒了一口气。一路上，我把头抬起来，眼泪才终于没有流出眼眶。直到回到自己的宿舍，我才把自己关在洗手间，打开水笼头，放声大哭！
无论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沈洲终于还是回家了，极度的悔恨和强烈的嫉妒在我体内纠缠，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可除了在没人的时候默默流泪；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但尽管我肝肠寸断，每天却还要强颜欢笑。他是６月３０晚上走的，第二天便有意无意地问起：“海燕，沈洲回家探亲了，你怎么没回去？”
我都故作轻松地说：“他回家管我什么事啊？”
立刻，很多疑问的目光向我扫过来，只有周桂枝大惊小怪道：“你们不是一直在拍拖吗？上次你转车位，珍姐和严秀秀都不想要你的，还是他在孟小姐那里为你说情的呢。”
我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故意转移话题道：“不知秀秀妹妹的病怎么样了？好象今年她都没来上班呢？应该是算动离职了吧。”
谢天谢地，一直对我冷嘲热讽的珍姐怜悯地看了我一眼，接口道：“是她写了张纸条，托老乡办理离职手结的。按理说这样不行，但孟小姐看她可怜，就同意了。为了挽求妹妹的生命，她四处奔波，到处求助，可妹妹还是死了，现在欠下医院近５０万元的医药费，前几天又托人说想回来上班呢。”
人们立刻把话题转到秀秀身上，只有周桂枝还是不依不饶：“你们别只顾说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