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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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先。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培训组长是张声洋，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的，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洋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洋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洋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另外几个招聘组人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金自立还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洋更加孤立起来。所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现在却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洋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洋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虽然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心烦，但工作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樱之厂人员流动率很高，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王湖四海的打工者。
４１７。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做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啊，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的开会，一次、两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能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泡的！”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１６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３０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权，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劲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受到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市川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王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４１８。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的。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半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５０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王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王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可惜王经理并不太管事，相本副总经理这段时间很少在办公室，据说有人把“樱之”厂告到了劳动局。他会说简单的汉语，但若要表达更深刻的意思，必须有翻译。所以每天都在翻译的陪同下四处“打点”。所以，人事部的生杀大权主要还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据说金自立原是内地一家政府机关的秘书，因为郁郁不得志才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官场中混过的人，自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他把政府机关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里来了，对上级趋炎附势附势，对下属颐气指使，这让我越发对他厌恶了起来。
更让我厌恶的是，他有一句经典台词：“跟个民工似的。”
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反击他一句：“别以为你不是民工！”
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工就是那种满脸灰尘、一身泥巴、说话高声大气的建筑工人形象。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民工“是指那些持农业户口而从事非农业生活的人。简而言之，只要是农村户口进城务工，便是“农民工”。
不可否认，很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因为缺乏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只能从事一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种工作环境通常都很差，甚至有人嫌他们穿成这样影响市容。但这些，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并不是他们的错！
对民工的嘲讽与其说是看不起他们的农村户口，看不惯他们的“不文明”行为，倒不如说是看不起他们工作的“低贱”，这种“低贱”来自于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自于他们不修边幅的衣服，来自于他们低微的改入，来自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在这种歧视下，任何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就算不是农业户口，也很可能被称为“民工”。
即便是城镇户口，只要没有大富大贵，在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人眼中，同样也会说是“民工”！
但他是上司，我只好将这话强咽了下去。
４１９。
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童工”事件后，我对他的厌恶简直达到了顶峰！
“童工”事件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忽然接到苗先婷的电话：“快叫张声洋来普工招聘点，很多学生家长围在这儿。”
但张声洋正刚被相本叫进办公室，我只好去找金自立，焦急地说：“苗先婷打电话说很多学生家长围在普工招聘点。”
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还着急，没想到，他不慌不忙地说：“这点小事还找我？你们招聘组的人真没用！”
我气得不行，害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来，赶紧退回自己的座位上。
不一会儿，金自立却把我叫过去：“去找苗先婷要档案柜的锁匙，把半年前进厂的那批学生的档案全部找出来。”随后，他说了河南一所电子中专学校的名字。
普工招聘点门口聚集十几个河南人，这些人有男有女，年纪都在三、四十岁，脸色红黑，衣着土气，有的还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个人是一别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在他们身边，还有七、八个身材单薄的男孩女孩，这些男孩女孩神情茫然，要不是他还穿着樱之厂的工衣，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超过１６岁。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家长们这次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来，就是因为这些孩子还没成年，外出打工纯粹是被学校骗来的！
学生和家长们在门外，保安站一边看热闹，苗先婷一遍遍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警告她的老乡们：“快滚，再不滚我要报警了！”
她的嗓子己经沙哑了，我忽然感到一丝悲哀，她难道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老乡们？
我走到她身边，弱弱地说：“金主任让我来拿档案室的锁匙。”
她气极败坏地：“张声洋呢？金自立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还不过来？叫他们快过来！”边说边把一串锁匙扔给我。
我本想问她哪一把锁匙是开档案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