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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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
汉口（4）
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贡、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还有80年代的贝鲁特和耶路撒冷——总会因为战地记者的驻扎而涌现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记者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相爱或者背叛对方的场所。在西贡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饭店。汉口的近代史与长江上的巡逻队有密切联系，美国海军特遣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以及周边的炮艇舰队。然而在媒体看来，这个巡逻队的真正贡献就是这个俱乐部。根据美国海军的规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汉口的媒体团如此频繁地在那里出没，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想办法打破了这一规定。
史沫特莱就是海军俱乐部和德明饭店媒体喝酒、聚会的核心人物，于是，她将乔治·霍格介绍给各路媒体认识，乔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几年后，当年也活跃在汉口的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一名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朋友，这样评价霍格和史沫特莱的关系：
乔治为史沫特莱的自由天性、她的社会生活以及她的共产主义观点着迷。史沫特莱也很喜欢他，因为乔治与媒体队伍里的其他人不同，除了来自家庭的和平主义理想，他并没有带任何成见来到中国。当然，史沫特莱觉得那种和平主义理想有些荒谬，因为中国人的确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她相信人类必须为生命赋予的一切而战。乔治赞同她的观点。他们是朋友，但我相信仅此而已。
史沫特莱喜欢霍格，希望能让他认同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她还同意乔治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或支票，也经常告诉乔治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采访到好新闻。乔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说他很喜爱那些坚强、不循规蹈矩、有点“难相处”的女人。他的母亲和穆里尔阿姨就是有主见的女人，而史沫特莱则是穆里尔阿姨的更加危险的版本，只不过没有穆里尔中产阶级式的严格礼数和道德要求。
在汉口，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赋予汉口勃勃生机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1938英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到汉口不久，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就被派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是一位开明、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丽的智利妻子琪达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之后的重庆，都热衷于举办由国民党、共产党、记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参加的聚会。他的妻子拥有一头金黄的卷发、漂亮的五官，娇小可人，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她的西班牙口音，活像一个洋娃娃。然而，孩子气外表掩饰不了她是个充满智慧、见闻广博的女人。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夫人是汉口社交圈里的风云人物，乐于和各路媒体搞好关系。
和其他客人一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接到英国大使的宴会邀请后有些惊讶。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身穿一件借来的礼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苏格兰人，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驻华大使。”对乔治·霍格来说，当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尔透露，而后由史沫特莱告诉他的两个重要信息。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位大使将他的计划告诉当晚的客人，即在中国农村组织一个工业合作联合会，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简陋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为抗战提供武器和装备。他随后又解释说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正在劝说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对此印象深刻。此话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 据史沫特莱说，有人认为艾黎是位喜欢追逐奇迹的“魔术师”，而大使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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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5）
克拉克·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帮助艾黎，并会将这个主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美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花了几个星期来到汉口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热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汉口一家高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户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房租，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一辆自行车。而自行车对于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记者来说，可是必要的装备。那时的他太缺钱了，甚至连往日两星期给家里写封信的习惯都要改成一个月写一次，为的就是节省邮费。他还要求家里用很轻的信纸和信封给他回信，因为他发现如果信件过重会加收额外的费用。在中国的战争年代，邮政服务费用计算的非常精细，为的就是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霍格父母寄来的信有些确实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还是到了乔治的手中。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信件要经过海运到香港，再陆运到中国内地。然而，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从英国到中国的邮件甚至要经过俄国这样漫长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达中国。
霍格尝试过教授俄国外交团英语，然后又到汉口大学教书来赚更多钱。他签订了从新学期开始教授英语和经济学的合约——可9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学校被迫关闭。
后来，乔治得到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经济问题，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80美元，在面临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当地来说，已经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弃了和中国商人在一起的工作，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合众国际社的口号是“报道发生在每时每刻，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新闻”，他们已经在汉口派驻了一名优秀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新的明星记者出现，例如报道战争冲突的贝蒂·格拉汉姆。贝尔登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口帮”的其中一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乔治介绍给他，而他也很高兴身边能有一位新手帮助他做些跑腿儿的工作。
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是幸运之神对乔治的最大垂青，因为这使得乔治拥有了媒体资格，给了他结识更多改变战争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机会，还包括给了他在各路媒体中的地位。总之，这份工作为乔治打下了坚实的新闻报导工作的根基。建立于1907年的合众国际社和当时的路透社、美联社之间是竞争对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报道笔触挑战新闻界的霸权地位。在合众国际社的总编罗伊·霍华德看来，其他的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太过沉闷与无味，因此非常鼓励他的员工在稿件中注入更人性化、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读不到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工作时的报道了，但是从日后他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新闻稿件以及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很好地研习了在合众国际社时习得的要点。这份新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他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国记者。那时的工作很艰苦，且乔治很少得到总编的表扬。然而，他学会了如何编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新闻，还练就了妙笔生花的本领。
霍格是幸运的，作为记者，他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从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不断暴露的日军残暴行径都是新闻记者不得不报道的残酷题材。
汉口（6）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国军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部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口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日军则是乘胜追击，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行为并没有让这个民族感到一丝羞愧；而国际社会的沉默也助长了其嚣张的气焰，日军继续在中国内陆地区实行烧杀抢掠奸的行为，所到之处的很多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为了阻挡日军的南进，中国军队在1938年6月初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坝，凶猛的河水冲出河床，堵住了日军南下的去路，淹死上千日军士兵，装甲车也深陷泥沼，动弹不得；铁路等地面交通也被迫中断。当然，由此导致的民生损失也是惨重的，洪水冲毁了11个村镇，4000个小村庄，200万百姓无家可归，生活陷入贫困。那次洪水究竟使多少人丧命还处于争议中，到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2万5000人。从军事策略上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