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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品贤文谈做人-第3部分

小说: 品贤文谈做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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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家破人亡,但这些伙计却全力以赴、鼎力相救,一次次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没有伙计在危难时刻离他而去。这全是仁爱之心使然。
  我们再来看看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祁县何家,因经营烟馆生意,赚了不少钱,但做的是缺德事,害的是老百姓,因此不得好报。何家少爷也因长期抽鸦片毁坏了身体,疾病缠身,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花了大笔银子娶回江雪英不久便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万贯家财尽落他人之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丛飞爱心撼中国
  2006年4月20日,资助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300万元的爱心大使丛飞因病医治无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去世,年仅37岁。丛飞生前立下遗嘱,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将给4名患者带来光明,以他最后的爱心馈赠社会,使仁爱之心长留人间。
  纪念丛飞的网站、丛飞纪念馆相继建立,网上追悼会召开,国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向深圳民政局发去唁电,哀悼丛飞。丛飞的爱心感动了中国。
  1994年8月,丛飞应邀参加重庆举行的一次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义演,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捐款助学活动,并先后被授予“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深圳市爱心市民”、“深圳市爱心大使”等称号。
  一次,丛飞在一个贫困山区演出,观众席上坐的是几百名因家贫而辍学的孩子,丛飞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身上所有的2400元钱都放进了捐款箱。主持人告诉丛飞:“你捐出的这笔钱,可以使20个孩子完成两年的学业!”
  丛飞当时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不断地资助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等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当地失学儿童筹集学费。
  丛飞说:“在山区时,我被他们的贫寒所震撼,看到他们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我心里就难受,而当我听到这些孩子有书可读时我就高兴。”丛飞还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有书读,让社会少几个文盲,少几个法盲。正因为他爱上了这些质朴、憨厚、勤劳的山民,他的捐献才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在一些城市的商业演出中,丛飞已经小有名气,每场演出的出场费达到一两万元,多的时候一个月收入可达十几万元,资助孩子们的学费,对当时身体健康的丛飞来说,完全可以承担。但2003年“非典”之后,丛飞的演出机会锐减,收入也越来越少,给孩子交学费时资金也紧张起来。当时,为了及时给100多个孩子交学费,丛飞从亲朋好友那里先后借了10万元,在开学前如期给孩子们送去。
  从2004年春天开始,丛飞的胃部经常剧烈地疼痛,还时常吐血、便血,当时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住院治疗。可丛飞拒绝了,只在门诊处开了些口服药维持。2004年7月,丛飞如约来到贵州,给孩子们送去了下学期的学费。不过这笔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再次从朋友们手中借来的。当时,丛飞已经背负上了17万元的债务。
  丛飞的家在深圳罗湖区翠竹路东的新港鸿花园,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房间内有半面墙的书柜摆满了奖状与照片,CD架上摆放着一些古典音乐与民族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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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4)
丛飞的妻子邢丹初期对丛飞的做法有时难免也不理解,会发些牢骚。2004年夏,丛飞带着她去贵州黔南贫困山区为他资助的孩子们送衣物和学费。深受感动的邢丹说:“那些孩子家里的贫困程度让我震惊,他们一年四季吃不起肉,玉米面还要掺上秸秆吃。许多人家五六口人冬天只有一床棉被。当看到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搂着丛飞的脖子一个劲地喊着爸爸,孩子的家长拉着丛飞的手默默流泪,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丛飞的付出。”
  此后,邢丹辞去了空姐的工作,照顾着年幼的女儿睿睿,当起了全职的家庭主妇。
  在生命的晚期,丛飞仍然惦记着他资助的100多个孩子,他们有很多还是小学生,如果不能继续读书,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望的未来。他希望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一定要多想想办法,让他们继续读书啊……”
  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丛飞,感动中国的丛飞!
  救人一命荣华一生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虽为佛家用语,但在现实中确有应验。
  我曾听我外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位教书先生,春节前夕向东家领取了一年的酬劳,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准备与家人团聚。在回家的路上,教书先生遇到了一件令他为难的事情。他听见悲惨的哭声从一间矮小的茅屋中传出来,恻隐之心使这位教书先生不由自主地向茅屋走去。进门后,他看到一名妇女躺在门板上奄奄一息,一个男人和孩子正哭成一团。
  教书先生从男人那里得知,躺在门板上的是他的妻子,得了急病,快要不行了,但因为没有钱请郎中治病,只有等死了。
  教书先生一听,左右为难,如果把这些钱给了这家人治病,自己家的日子将怎么过?如果不帮助对方,就是见死不救,自己于心不忍。最后还是仁爱之心占据了上风,他毅然把自己的银子交给了这位男子,让男子快去请郎中救妻子的命,妇女这才得救。
  教书先生回家后,妻子正盼他带回来辛辛苦苦赚到的银子,他自然交不出,只得如实告诉了妻子路上献银救人之事。妻子尽管很失落,但也对丈夫给予了理解。他们商量着如何过年,这时孩子们进来嚷着要吃肉。教书先生只好放下斯文,向一个亲戚家赊了个猪头,以打发孩子。妻子将赊来的猪头放入锅中煮了起来,满屋顿时弥漫着猪肉的香味,给几个孩子带来了一些安慰。
  正当他们家准备切猪头肉过年的时候,赊给他们猪头的亲戚来了,说是他夫人觉得赊给他的猪头太便宜了,因此和他吵得不可开交,要教书先生帮忙把猪头还给他,否则他家过不了安生年。教书先生无奈,只有将煮熟的猪头还给了那个亲戚。
  教书先生献银救人的义举在乡间广为传播,这时正值朝廷在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教书先生被当地官府推荐给了朝廷,加上他又有真才实学,八年十载之后,当上了朝廷六品官员,家庭生活水平自然大大提高,不再为置办年货而发愁了。
  这年又逢过春节,教书先生突然想起当年赊猪头过年的往事,感慨万千,欣然做打油诗一首:“想当初,可怜可怜真可怜,煮熟猪头还现钱;看今朝,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日日当过年。”
  这个故事也说明了“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深刻哲理。
    讲究仁爱才算真成功
  仁爱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世界各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外大富豪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热衷慈善事业,将自己的财富施舍给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曾有人计算过,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目前的资产可以买31架航天飞机,或者344架波音747飞机,拍摄268部《泰坦尼克号》。但是事实上,富可敌国的盖茨夫妇生活很简朴,唯一可称得上奢华的只有他们位于西雅图郊区价值5300万美元的豪宅。不过据到过盖茨家的人介绍,这栋豪宅内陈设相当简单,并不是常人想象的富丽堂皇。盖茨曾说过:“我要把我所赚到的每一笔钱都花得很有价值,不会浪费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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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者,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5)
在过去的几年里,盖茨把他的大量个人财富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据统计,盖茨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3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目前,以盖茨夫妇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其基金规模是老牌的福特基金会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盖茨在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的时候,对在场的记者表示:“我自己名下的巨额财富对我个人而言,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我准备把这些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
  有媒体报道,美国“股神”巴菲特2006年6月25日宣布,将自己85%的资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巴菲特的总资产高达440亿美元,意味着他这次将捐出370亿美元,一举超过盖茨基金会总额为290亿美元的善款,而且还要多出8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善”。更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与盖茨是好朋友,巴菲特所捐的370亿美元善款将大部分投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又是巴菲特一次理智而富有创见的选择。
  “子孙胜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这句贤文就是教育人们,即使拥有万贯家财,也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要过多地留给后代。因为留下的不仅不是财富和幸福,而且有可能是毒药和祸水。每一个明智的、成功的企业家,最终必定是慈善家。中外企业家概莫能外。
    文章分享
  我与胡奎相识已久,每次参加“好心情工作坊”的活动时,都能见到他积极发言,而且每次都有新意和深意,常常受到朋友的掌声鼓励。
  胡奎非常好学,对中国文化深有领悟,现任“中华和###”主编,兼任“北京人类大成教科文研究院”秘书长。据胡奎介绍,“和###”的创始人就是《第二次宣言》的作者,一位年轻的女士——王小平。说到这位女老板,胡奎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认为她是一位值得追随的奇才,而且对他的工作和事业也大有指导及帮助。
  当谈到对自己的人生指导最多的人时,胡奎提到了恩师刘洪潮教授。他将自己的感受形成了文章,希望能与读者共享。
  仁爱恩师,待生如子
  文/胡奎
  十年来,有一位老师在精神与人格上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就是刘洪潮教授,原新华社高级编辑、国际内参编辑室主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的心目中,刘洪潮的名字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精神与人格力量,意味着仁爱精神的化身。
  1996年暑假,我到北京工人日报社实习,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对我来说,这个暑假最快乐的事情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拜访刘洪潮老师。
  之前,我曾在学校里听过刘老师有关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问题的报告,那是我在大学里听过的规模最大、最隆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会,能容纳近万人的电影场全部坐满了,学校全体领导都出席聆听,报告会被大家的掌声一再打断并延长,期间下起雨来,但多数同学依然屹立雨中不肯离去。
  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刘洪潮老师的联系方法,一位同样崇拜刘老师的同学帮我找到了他家的电话。我们带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打通电话,令人想不到的是,刘老师非常热情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我和那位同学首次走进警卫严格的新华社大院时,内心既兴奋又不安,刘老师将是我们接触到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人,他将怎样对待我们这两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农村大学生呢?我们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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