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浮世绘-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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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风流秀才——王韬
他是清末的才子，也是自认风流的假道学。曾给太平天国上书，也曾游历各国，然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日本艺伎丛中的风流韵事，他就是清末才子中的“怪才”王韬。
王韬生于1828年，18岁考中秀才。太平天国时期，因向太平天国上书而被清政府缉拿，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后曾游历英、法、俄，著有《普法战记》一书，为当时日人所关注。1879年，日人邀请王韬访日，以探讨世界大局。但是王韬“平生好作冶游”，逃往香港以前，就曾在上海出入青楼，著有《花国剧谈》、《艳史丛抄》等书，描绘上海的街头红粉。在日本期间，王韬大部分时间都是狎妓饮酒，连邀请他的日本人冈千仞都说：“先生口不说道学，议论不及当时，文酒跌宕，歌筵伎席，丝竹呕呜，欣然酣饮，不复以尘世介怀。人或以学究条规规之，辄笑曰：‘国风好色而不淫，离骚寄缱绻于美人，骚人韵士，何尝一日忘怀于此。’于是人皆曰：先生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
王韬自己也说：“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失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
王韬在日本游历将近五个月，写下了《扶桑游记》。刚到长崎的第二天，王韬就去日本的茶屋领略了艺伎的风貌。他见到了许多艺伎，在游记中他都有详细的记述。
在日本的时候，王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筵，每筵必召艺伎，五个月中，他一直就是醉卧在美人的裙下，短短的时间里，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50多个艺伎的名字，几乎游遍了当时日本的花柳胜地，对日本的名艺伎已经了如指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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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圣手画仙——张大千
他是中国的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画家，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当过和尚，却又风流多情。除了三妻四妾，他常常狎妓为乐，快意生平。他就是一点画师张大千。
张大千名爰，又名季，季菱，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或迳署“蜀人张大千”，生于1901年，卒于1984年，四川内江人。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并从名师曾农髯、李梅庵学诗文、书法和绘画。除临摹历代名迹外，又遍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经过刻苦钻研，获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青年时代，即与二哥张善子齐名。
20多岁，曾赴日本留学，学过染织。回国后，一度迷于佛学，曾去宁波天童寺“皈依佛门”，想当和尚，据说，他怕在头上烫九个香记，只好拜别了师傅弘筏大和尚，回到现实世界来。1932年举家移居苏州网狮园，潜心作画。1940年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我国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进行临摹，丰富了绘画技法。1948年迁居香港，后又旅居印度、法国、巴西等国。1978年定居台湾，1984年4月病逝于台湾，享年84岁。
张大千不但在绘画上妙笔生花，在女色上也毫不逊色，曾经在旅居朝鲜期间，就有过他的一段风流佳话，那是关于朝鲜艺伎春红。
春红是朝鲜“伎生学校”毕业的“伎生”，相当于日本的艺伎。张大千原本就对日本艺伎情有独钟。这个受过专门训练的15岁姑娘不但能歌善舞，而且会做诗填词，当时平壤“日本三菱公司”盛情款待张大千，就约了春红去侍酒，张大千一见钟情，爱得不得了，便将她要了来。
春红也对中国这位大画家、满嘴长须的风流客芳心迷惘，亲密异常，她天天去旅馆看大千作画，还为他侍奉笔砚，娇滴滴，情依依，更使得大千乐不思蜀了。
但是两人言语不通，只能以汉字或者是图画来交流，他曾为春红作过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张大千在旅馆中向春红示爱时而作，诗云：
盈盈十五最风流，一朵如花露未收。
只恐重来春事了，绿阴结子似福州。
这首诗中饱含了张大千对异乡女子春红那种“红颜翩翩娇柔浓”的由衷情感，那一刻，他的心中除了这朵貌美芳华的花别无他物，他的头脑在这一段时期都被这份狂热的爱情所占据。
于是，娇滴滴的春红同张大千整日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活像一对天上下凡的鸳鸯，虽然他们之间有18岁的年龄差距。
春红天生的一双巧手，画的一手如闺中秀的兰花。她不揣冒昧为大千画兰求证，大千有题诗道：
闲舒皓腕似柔翰，发叶抽芽取次看。
前辈风流谁可比，金陵唯有马香兰。
两人的缠绵可见一斑，作为一个朝鲜伎生，春红的身世自是不堪一提，她与张大千的风流也不过是一时之欢，张大千在风流中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与英姿。
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据说这一段恋情，曾传回国内的家中，张大千的第一个妾黄凝素知道了，曾写信质问。张大千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将他与春红的合影寄回家中，并附诗云：
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
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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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子——《雪国》（1）
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说《雪国》描述了岛村和驹子的一段恋情，塑造了艺伎驹子的美好形象。
《雪国》的情节其实极为简单，就是一个有妇之夫来到异乡寻欢作乐的故事。主人公驹子给岛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洁净，“女子给人的印象是洁净的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的群山的缘故。”
当岛村第二次为了见驹子来到雪国，在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听驹子弹三味线时，他眼中的驹子有了微妙的变化，“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显得有点单薄，但双颊绯红，很有朝气，仿佛在窃窃私语：我在这里呢。那两片美丽而又红润的嘴唇微微闭上时，上面好像闪烁着红光，显得格外润泽。那樱桃小口纵然随着歌唱而张大，可是很快又合上，可爱极了，就如同她的身体所具有的魅力一样。在微弯的眉毛下，那双外眼梢既不翘起，也不垂下，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眼睛，如今滴溜溜的，带着几分稚气。她没有施白粉，都市的艺伎生活却给她留下惨白的肤色，而今天又渗入了山野的色彩，娇嫩得好像新开放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连脖颈也微微泛起了淡红，显得格外洁净无暇。”
但是驹子的洁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安安静静的洁净，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时而宁静忧郁，时而热烈奔放；时而温柔顺从，时而倔强激烈；她有少女的纯洁，也有艺伎的放浪；既有优美的举止，又有野性的表现。驹子是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而不是平板、单调和概念化的。她的喜怒哀乐都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从总体来看，驹子的形象是笼罩在红色色调之中的，浑身都焕发着青春与活力。“岛村正陷在虚无缥缈之中，驹子走了进来，就像带来了热和光。”《雪国》中的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个场景或细节描写，它是对岛村与驹子这两个生命状态的暗喻。岛村既没有目标又没有追求，他迄今为止的生命以及未来的人生就像是一场虚无，而驹子红扑扑的脸颊在小说中不时地闪现。有时，她的“眼睑和颧骨上飞起的红潮透过了浓浓的白粉”，使她在“雪国之夜的寒峭”中仿佛“给人带来一股暖流”。室内的光线明亮时，她的“绯红的脸颊”异常清晰，以至使“岛村对这醉人的鲜艳的红色，看得出了神”。岛村以为如此通红的脸蛋，一定是被冻成这样的 ，但驹子说：“不是冻的，是卸去了白粉。”每当她“用冷霜除去了白粉，脸颊便露出两片绯红”。也就是说，这鲜艳的颜色，正是驹子的本色。
当她靠在岛村怀里时，岛村的感觉是：“多温暖啊。”而且，她总是“一钻进被窝，马上就感到一股暖流直窜脚尖”。正如驹子自己所说，她“天生就是温暖的”。在岛村看来，驹子“简直像一团火”，驹子也毫不讳言地说自己是“火枕”，会把岛村“灼伤的”。在雪国的严寒与素白的映衬下，红色的灼热的驹子显得格外艳丽动人，正如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山中的冷空气，把眼前这个女子脸上的红晕浸染得更加艳丽了”。川端康成把驹子红红的脸颊和一片雪色的旷野同时叠映在一面镜子之中，以红白的强烈色差，象征着严峻生活中驹子执著的生命。正是这份执著震撼了岛村，使这个空虚的人感到了什么是真实：“……岛村闭着眼睛，一阵热气沁进脑门，他这才直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随着驹子的激烈呼吸，所谓现实的东西传了过来。”
但是，驹子并不是一味地表现为热与火，在她的精神世界深处隐藏着某种冷静。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倾心于岛村的驹子，似乎在根性上也有某种内在的凉爽。因此，在驹子身上迸发出奔放的热情，使岛村觉得格外可怜。”有时驹子也以冰冷的姿态出现。岛村第二次到雪国跟驹子见面时，驹子在长廊尽头的拐角处亭亭玉立地站着，衣服的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使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虽然驹子的身体是炽热的，但头发却是冰凉的，当她的头发碰到岛村时，岛村脱口说出“噢，真冷啊，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冷的头发”。驹子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凝结在她炽热的身体和冰凉的发丝上。川端康成成功地把一个性格复杂的艺伎形象立体地塑造出来。
随着故事的展开，驹子在岛村心目中的圣洁形象慢慢地被打碎了，原有的那种神秘感消失了，于是岛村开始把另一个女子叶子作为崇拜偶像。川端康成似乎在告诉人们，艺伎的美就在于朦胧的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种状态，一旦得知真实的艺伎，就会陷入幻灭。
《雪国》中的岛村已有妻室，由于无法排遣自己无所作为、坐食祖产的空虚，才转而从艺伎的身上寻求安慰，这种格局已经规定了男女主人公不平等的前提。表面上岛村似乎爱上了驹子，而实际上他却把驹子满腔真挚、热烈的爱看作是“单纯的徒劳”。他明知驹子倾注在自己身上的爱终将难以实现，却屡屡让她产生希望，并满足于她对自己的期待。不仅如此，他还移情于叶子，这又加深了对驹子的伤害。对岛村来说，女人只是填补其空虚、排遣其伤感的工具，是他获取愉悦的玩物。因此在岛村的心目中，女人并无地位和尊严可言。
岛村可以在火车上“长时间地偷看叶子”，“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他与驹子分手后便忘掉了自己的诺言，“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