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空白处到身边怪现状:无所畏与无所谓-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辏г颂盅岬笔惫俪〉囊磺校绕涮盅岽悍绲靡獾拇笕宋铮创永床怀龆裆磺醒岫瘢映摆食鲋诮醵褡骶绲南汾手校⑿棺抛约旱牟黄健Ｖ挥性谧约呵兹嗽馐苣ツ训氖焙颍呕崤级月冻鼋鸶张康谋纠疵婺俊Ｍ砟辏钕舶呐蟹侨耍霾唤龀院孺味模晃裾担掖蟾慵彝ケ┝Γ耘蟠虺鍪郑葱畔蛩匏撸谛排耘溃骸坝行鋈绱耍蝗缥健！狈叻咧椋缬谘员恚庋幕埃蟾乓仓挥兴蹶＇运能够说得出来。
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是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深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但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西太后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劾屡上，但奕劻始终不倒。西太后未必不知道奕劻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劻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点寡人之疾。
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事件。第一件是跟*，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西太后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把事情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载贝子着了迷。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很快，事情为奕劻、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买杨翠喜时的银子，原本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
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即使把事抹平，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劻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但此时满人的江山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 想看书来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1）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犯了这样两个重大错误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2）
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
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有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化的学者，走得过于远了，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