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征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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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名字，而是要多嗲有多嗲、要多骄溺有多骄溺的称这个孩子为“宝儿”。这也由此佐证了“高军”这个名字纯粹是她收买人心（她的儿子）的手段和载体，从而也佐证了奶奶的确是个为了实现自己最终目的而有所退守，懂得舍弃和妥协的强势女人，她竟然可以做到把自己孙子的名字当做达成目的的交易品。她跟着爷爷走南闯北踏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大地，见缝插针生了三个女儿然后才得到一个宝贝儿子，回归胶东大地后又锲而不舍的生下了第四个女儿才算罢休。前段时间《闯关东》热播，里面胶东人千军万马闯关东的场景就是大学时同班十几个东北同学有一半以上爷爷老家是山东的历史渊源。我跟人笑言我爷爷就是闯关东闯到半道又杀回来的那部分人。其实爷爷自小孤儿一个跟着本家兄弟行走江湖四海为家随他们一起就此驻扎东北黑土地并无不可，之所以打遍半个中国后再携带妻儿重归故里落叶归根，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奶奶起了作用。她150厘米的身高在一大群彪悍的东北女人中间毫不占优势，但裹挟着一股东北风回到胶东半岛一班贤良淑德恪守三从四德的居家女人之中，她老人家骨子里强硬凌厉的性格很快使她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即便是之后爷爷独自背上行李远走内蒙寻找出路，奶奶带领尚在襁褓之中的宝儿他爹及宝儿的四个姑姑依然在虽讲究仁义礼仪但不乏排遣挤兑的老葛家村过的风生水起，强硬不容侵犯半步。曾经本家的奶奶对我说“你奶奶太厉害”。在胶东评价一个女人“厉害”并非褒义，含有“不是善茬”和不肯吃亏不够贤惠的意思。但早年在奶奶手下吃过很多苦的妈妈却对奶奶有公正的评价：“你爷爷常年不在家，你奶奶一个人拉扯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要是不厉害就会受欺负，她的确很不容易”。我想奶奶只是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结果使她的防御带有了进攻的态势。
奶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自己不在意的物事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在我长大后深感这是一份难得的自信和磊落，可惜这份磊落被淋漓尽致的使用在了我和妈妈的身上。大概在奶奶心中我也是那应该被间掉的麦苗，只是因为我一直处在姥姥无微不至的保护之中，才浑浑噩噩自以为“全世界人都爱我”的长到了饱受打击的成年。小时候跟奶奶相关的仅有的几件事都惨不忍回忆，不是委屈到满地打滚就是郁闷到至今怀疑事情的真实性。这些事情都不想再提。奶奶对妈妈最看不顺眼的就是太温顺太谦让太不懂得争取，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窝囊无用的表现，结果这些表现被我这棵该被间掉的麦苗毫不客气地全盘继承，于是加重了她的不屑和不满，这些不满大概也淋漓尽致的使用到了我身上。结果我温顺谦让和浑浑噩噩的本性恰好保护了我免受她老人家不屑的伤害，然后，回报给了她同给姥姥一样的孩子对老人的爱，因为姥姥告诉我，这个世界的人都爱我，像她一样的爱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姐弟隔膜
写到这里，也就是说，虽然我参与了“我与国策共成长”征文，但其实我并不是国策执行家庭的孩子，我还有个弟弟，跟我相差仅三岁的弟弟。这个重要人物之所以到现在才出场，只是因为，奶奶这种说白了极其重男轻女的思想造成了我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上的隔膜，我们从没有在一起玩过，好像直到弟弟小学三年级后，我们才开始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这种隔膜，表现在很多值得遗憾的地方。首先，称呼上。 奶奶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令她自以为是地给弟弟起了名字，然后又我行我素的坚持叫弟弟“宝儿”，这令其他的人在如何称呼弟弟上无所适从，于是我的四个姑姑们也从不叫弟弟的名字，她们一致叫他“俺侄儿”，幸好她们只有这一个侄儿；而爷爷和爸爸，在不得已必须称呼弟弟的时候，用“俺伙计”，结果这爷仨就成了伙计；而我，记忆中好像从没有当面喊过弟弟名字，都直接叫他“弟弟”；只有妈妈，从来都理直气壮地叫“高军”，高军向来都乖乖答应，因为是妈妈，妈妈在自己儿子面前从古至今都是理直气壮当仁不让的，这点，奶奶再强势也无奈。而弟弟于我，因为自小被宠坏的缘故，似乎很少叫“姐姐”，向来是直呼其名，而且叫得极其不耐烦和不屑。
另一方面就是记忆中。对弟弟最早最全面的印象，始于1993年，我们全家第二次北京游，那时我已经14岁，弟弟12岁。其实记忆中没有丝毫与弟弟同游的片断，只在后来看冲洗出来的照片，才发现原来弟弟一直在身边，长城上，天安门广场边，处处都有我们一家四口相偎而笑的镜头，只是不知道当时我和弟弟的笑是不是有因为对方在身边的缘故。那时的弟弟面红齿白，人人都说他长得好看（当我面说这话时就让我感觉是在直示我不好看）。后来上初中的弟弟做了一次牙科手术，那位镇医院的大夫似乎没有打麻药或者打偏了地方，反正弟弟在诊室里龇牙咧嘴的镜头我至今清晰如昨，从诊室出来后他就破了相，脸型和五官都肿大起来，然后开始变声，有了络腮胡子青春痘，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下风头，性格慢慢从飞扬跋扈变成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人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句极其拙劣和恶劣的谎言。首先，它很少变成事实，许多丑小鸭长大后成了丑大鸭，所以它只是大人们为了鼓励孩子们充满信心走下去的善意的白色谎言；其次，我从小到大曾经无数次在镜子前搔首弄姿幻想我长大后变成美女的绝世姿容，结果镜中形象从丑女孩一直变成了丑女人，白白糟践了那些流连在镜子前的青葱岁月，即便拿来帮妈妈腌咸菜今天也可以让人家说“她不漂亮，但腌得一坛好咸菜”。而弟弟，更是从一名英俊少年变成了丑男一个。妈妈和弟弟两人一直自欺欺人的控诉说“都是当年那个牙科庸医导致了美少年的陨灭”，但我始终认为是那个牙医很倒霉的出现在了弟弟“由盛而衰”的青春期，然后莫名其妙的背上了恶名被他们母子“念叨”至今。
第三个表现就是姐弟关系的冷淡，其实远不止冷淡这么简单。我和弟弟的第一次交恶出现在我的幼儿园时代前（我的幼儿园时代从六岁半开始，为期半年）。那年家里在院子西边盖起漂亮的厢房，落成的那天亲戚们都来祝贺顺便帮忙。妈妈在外面忙活，三姑和小姨还有忘记了谁在屋里看着我和弟弟在炕上玩。因为人多，小孩子天生有点人来疯，我和弟弟大概在炕上闹。应该是谁也看不上谁，打起来了，弟弟让我走，说这不是我家，我让他走，并且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是弟弟成年之前最忌讳也最痛心的一句话，我说：“你走，你是五百块钱买来的！”然后，我就一下子失去重心，从炕上跌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直接摔到地上。奇迹般的，我毫发无伤，自己很利落的爬起来，爬上椅子爬上炕继续嬉笑。在场的大人们开始一定都吓了一跳，后来看我自己没事人一般继续玩闹也就放下心去让事情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有多大。现在我只能说，很深，深到今天30岁的我能清晰地记得24年前那个春天摔到地上的猝不及防，爬起来的干脆利落，回到炕上后的玩闹自如。是弟弟一拳把我推到地上的，当时我只记得自己的心惊，多少年后才体会到他那时的心痛。都还只是四五岁的孩子，彼此的心却都敏感成那样。娇气的孩子会用肆无忌惮的哭来表达各种不适，我们却用若无其事来掩盖惊心，用一记拳头来发泄怨愤。小小年纪就学会自己承受而不要求别人关注和劝慰，这大概是奶奶家的凌厉激越和姥姥家的宽和体面在我们身上综合的结果吧。这种综合让本来血浓于水的姐弟从此绝少交流与关注，同一屋檐下，形同路人。
超生的代价
上学后，隔膜益深。
爸爸担心弟弟被爷爷奶奶宠坏，在他小学三年级时接了回来。但弟弟的成绩却再也没有上去，而我却成了镇上乃至县里的小名人，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考前，几乎没有人跟我争第一，从家人到亲戚到朋友到所有认识我们姐弟的人，视线总是放在我身上，而弟弟成了那个阴影后面的人，只有在爷爷奶奶那里例外，可爷爷奶奶已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之前就讲过上小学之前我一直在姥姥的宠爱呵护之下，上学后我更是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所以上大学之前的我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波折或者其他不快的事情，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而弟弟，在爷爷奶奶的庇佑下过了几年的小皇帝的日子，之后就在望子成龙的爸爸的严厉管教下、我的光芒照射下、“破相”之后的适度自卑下、后等生的心理暗示下渐渐沉郁，极少言语且少被关注了。
其实造成弟弟那段时期性情沉郁的一个潜在原因，是我被从炕上推到地上前说的那句话所道破的“天机”——他是花500块钱买来的。
我出生于1979年1月，此前几个月，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年后，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当时政策规定农村夫妇第一胎是个女孩，八年后可再生第二胎。可妈妈在生下我后的第二年再次怀孕。为了躲避追查，大腹便便的妈妈带着刚断奶的我住到了三里地之外的大姑奶奶家，也就是爷爷的大姐家。一段时间后还是被查到行踪，妈妈和其他几个打算偷偷生第二胎的孕妇被拉上了开往县医院的拖拉机，结果一生乖巧温顺的妈妈在那年做出了她一生中最惊人的壮举，利用姥姥交给的技巧金蝉脱壳再次成功逃脱。其间的辛酸难堪以及受人恩惠不再赘述，反正妈妈最终取得胜利，顺利生下了弟弟。此时的姥姥和奶奶取得了空前一致，愿赌服输敢生愿罚。村干部兴师动众的去了，奶奶拿出了爷爷在包头炼钢炉前挥汗如雨赚来的票子，姥姥卖掉了家里积攒多日留给妈妈坐月子的鸡蛋，然后，姥爷一咬牙， 卖掉了家里的大白马，那是村里最漂亮的一匹马，从此包括弟弟在内的9口人的口粮地都由姥爷和二舅肩背手拉耕种、收割、运回家。
鸡蛋、白马、票子，翻空两家所有值钱的东西，终于凑够了500元钱交上罚金，弟弟从此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所有人的“宝儿”。
这些事，奶奶一定不肯提起，姥姥至今没有对我吐露半字，妈妈也是在我和弟弟都工作之后才提起了姥姥卖白马的事，之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么，我是如何知道弟弟是花500块钱买来的呢？什么时候知道的，谁告诉我的呢？不知道，这些问题至今是谜，目前看来之能成为终生悬案了。问题是，我在我们家西厢房盖起来的那天，在一种出人意料的场合下把它泄露了出来，然后，被推下了炕。
我自认为弟弟的那一拳断了我对姐弟间温存感情的所有奢望，而弟弟也因为我的那句话绝了对我这个姐姐的本就淡漠的感情。加上之后我学业有成春风得意，而他长期隐忍落寞对我避而远之，姐弟俩此后的若干年绝少交流，或者，毫不交流。 。 想看书来
我和弟弟
直到1997年。
1997年的那个春天，我高二，在离家三十里外的五中读书，一月回一天家。弟弟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