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征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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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
“我与国策共成长”，这题目起的真好。看到这题目，我就想写点什么，不为征文，不为演讲，只为好好想想我与国策共成长的这三十年。
3月27日晚气温骤降，家里的暖气恰好也在当天停供，屋里清冷难奈，一个人蜷在被窝儿里“构思”了一晚上。从1979年1月出生，到2009年元旦完婚，我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开始考虑孕育婴儿的“三张”女人，弹指一挥间，人生又轮回。
七八年腊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黄县南端的一个小山村。村子不大，除了从外村娶进来的媳妇儿，所有人都同姓，没有外姓人，大概往上数不出十代就都是本家人，村里人从来没有“你家”“我家”的概念，跟人说起自家事都是“家里”，话里话外都透着亲。大概因为我们村所属的镇北头还有一个更小的村子的人们也多姓李，所以就把他们叫西李家，我们村就叫南李家村了。小时候姥爷说我们南李家村有七八百口人，在还是小傻孩儿的我听来感觉我们村好大，大的需要我长大以后才能走遍。现在我早已长大，还是没有把我们村走遍，可是南李家村已经成为恐怕在google earth 上也搜不到的一个小点，变成一颗棕色的圆顶纽扣，细细密密的缝在我的每件衣服上，带着他们走北京，去上海，过千山万水那里依然是我温暖稳妥的所在。
南李家村由一条东西向的三米宽弯街从中间隔成两半，南边的一半又被一条南北向的街从中剖成两半，这样村子就被分成东南、西南、北部呈“品”字形的三部分。我们家就在西南部分最边上，村里人把这里叫“南崖（yei）上”，南崖上一排排盖的都是青壮年人家的新房子。门前几棵老榆树，榆树后面是几家的菜园和场院，再往南是长满野梨树、野葱、覆盆子当然还有酸枣和野葡萄的旱沟，旱沟上面就是小时候一望无际的连绵起伏的“坡”，村里人家的田地都在坡上，我们家炊烟升起的时候坡里干活的人就收拾工具回家吃饭。我们家再往西只有四户人家，最西头的那家对面就是村里最重要的池塘。池塘边上有泉眼，冬天流出的水是温的，村里所有的女人都聚在这里洗衣服，回家抖落开衣服晾晒的时候时常会有俩三小虾米掉在地上蹦跳几下。旱天村里人牛车拉水浇地用的也是这池子里的水。池塘与旱沟被一条小路连接，男人们穿过这条小路到坡上干活，女人们在池塘边洗衣服。抬头撩发的工夫瞥见相熟的男人牵牛从坡上走过，总会亮开了嗓你来我往对上几句，然后女人们嘎嘎嘎敞亮淋漓的笑声带动一池春水荡漾开去，余音系在牛尾巴上甩呀甩的跟着男人上南坡。
傻丫头
我小时候像男孩儿，夏天穿妈妈用红棉布缝制的短裤衩跑来跑去把脸晒成黑里透红，还把衣服弄得脏兮兮。印象中的第一条裙子是幼儿园时代即将结束时妈妈去城里给买的胸前绣有“喜鹊登梅”图案的粉红色长裙。那应该是幼儿园小朋友里唯一的一条裙子。因为“毕业典礼”时南李家村幼儿园跟老邵家村幼儿园联谊搞活动，班上排演歌伴舞“采蘑菇的小姑娘”，一个小姑娘唱歌兼采蘑菇，其他小朋友扮演蘑菇。老师让我把裙子借给那个领唱的女孩子穿。我本来以为谁有漂亮裙子谁就会领唱，结果裙子借出去了，我连蘑菇都没扮上。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这事一定对我影响深远，直接导致迷信权威的我由此认定自己没有艺术细胞，以后凡有才艺表演总是主动靠边站，直到今天我也只是位“浴室歌手”
在老李家村，妈妈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但她从不去泉眼旁洗衣服，因为在我出生那年，当时还身强力壮的爷爷就带着爸爸在南崖上盖了四间新瓦房，并在宽敞的院子里挖了一口很深的井。爸爸很早就接爷爷的班，去了远在包头的钢铁公司工作，有了这口井，敏于行但甚讷于言的妈妈就不用去别人家里担水吃，也不用到泉眼边洗衣服参活女人们的家长里短了。妈妈不去泉眼边，也不让我去，因为池塘虽不深，毕竟不安全，她要我老老实实呆在姥姥家，就像那串锁住了诸多秘密的钥匙，始终别在姥姥腰上，几乎寸步不离姥姥身。这也由此把一个或许会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憋成了闷葫芦。有人说我性格像我妈，不善言辞不喜交际，其实大不然，我是被我妈和姥姥无意识中生生塑造成了这副德性。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但在去泉眼边这事上是个例外，因为我的小女伴们都聚在那里玩耍嬉戏。
我的女伴儿
说是我的女伴其实有些不敬，因为她们都比我大，在村里的辈分大，年龄也大。小时候我交往过的女孩，至少都比我大四五岁，她们都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数目不等的妹妹。而她们的名字，要么叫待娣，要么叫领娣，或者叫招娣和唤娣。她们的父母种麦子时，总会密密的撒种，等麦苗挨挨挤挤得长出来了，再间掉大部分长相细弱的，只留下少部分粗壮结实的苗子成活结穗；或者，从水泵里往外抽水时，最先抽出来的水总是被倒掉，因为混浊有杂质，后抽出来的水才会被担回家倒进水缸。这些叫做“娣”的女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被间掉的麦苗，被倒掉的水，她们是父母在等待男孩出生的过程中错误播种的产物。她们似乎也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所以她们谦和，她们卑恭，她们更愿意跟我这样一个半天不说一句话的小丫头说悄悄话，在我面前她们可以放松自在的唱歌，采了野*戴在头上问我好不好看。只有少数幸运的，终于“领”来一个弟弟，她们大松一口气，觉得完成父母交付的使命，可从此就成为弟弟的小保姆，有洗不完的衣服干不完的农活，勉强小学毕业就回家帮父母种田去了。
长大后我经常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和这些女伴们的交往，让我不自觉中滋生了莫名其妙的心理优势，觉得我比她们受宠，比她们自由，不用干活，还有吃不完的零食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以后我理应比她们学得更好、做得更好、活得更好。虽然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曾经甚至至今仍在时常给我小鞋穿，但我至今极其感念那些幸福的象花儿一样的日子，记忆中小时候的日子天上就是白棉花一样的云朵，地上就是潺潺的流水清澈的小溪，小屋里就是吃不完的青岛钙奶饼干和柿子苹果，晚上就是为我燃艾草熏蚊子扇扇子的姥姥。是的，是姥姥，是姥姥给了我童年的一切呵护，关爱，照顾，温暖，柔软，亮得晃眼的阳光和甜得腻嘴的幸福。现在想来，是姥姥包裹的严丝合缝的保护、密不透风的宠爱将我与一切伤害、冷落、市侩、算计和哪怕一丁点儿的不好隔绝，养成了我没心没肺没心眼儿的无敌“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在姥姥家的日子里，我眼中所有的老人都跟姥姥一样慈祥体面，所有的大人都跟小姨一样快乐敞亮，所有的妈妈都跟我妈妈一样勤劳爱干净，所有的小朋友都跟姥姥宠我一样的喜欢我。因为姥爷是村里最体面最受敬重的人，姥姥是年轻媳妇们心目中贤惠能干的榜样，妈妈是周边四个村子有名的美女而她又嫁给了村里唯一一个“有国家户口”和城里工作的年轻人。 。。
满载而归
七岁那年，在我上小学前几个月，姥爷把我和妈妈送上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在位于九仙桥6街坊的大舅家等待从伊拉克回来的爸爸。那个夏天，在大舅家窄小昏暗的屋子里，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爸爸，那个被*半岛的阳光晒得又黑又瘦的男人，惶惑中也无奈的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长得的确不像妈妈。从小听惯了人家说妈妈“长得俊”，“长的象朵花儿”，也常听人家说谁家的女儿长得像她妈。可从来没有人说我长得象我妈，倒是不时有人说我长得象我四姑。我颇有些不忿，曾经明里暗里跟妈妈打听我是从哪来的，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我从南沟里捡来的”。这样的答案倒是让我确定了自己的确是妈妈的女儿，但还是跟与妈妈相像毫不沾边。知道七岁那年在离家千里外的北京酒仙桥见到爸爸，我才被迫承认了这个现实——我的确长得象四姑，因为她跟她唯一的哥哥象极了！
爸爸在伊拉克晒成了非洲黑人后满载而归，我们家在四里八村成了唯一一家全部外国电器化的家庭，松下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还有形状怪异体格庞大的摩托车，散发木头清香的组合家具、席梦思和敦厚绵软的大沙发。我从北京回来后也直接回到了爸爸妈妈所在的家里，因为我上小学了。沉浸在现代化新家的我想当然的以为，是因为爸爸回来了，妈妈开始有精力照顾我了，而且我上学需要父母辅导了，所以我要被从姥姥家的安乐窝接回来。而之前我之所以被安排在姥姥家，就是因为妈妈没时间照顾我。
直到若干年后，1998年的秋天，一个暑气未消的中午，刚刚成为大一女生的我躺在北京西三环万寿寺边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女生宿舍里，看我的山东老乡倪萍写的《日子》，其中有一章写她小时候在姥姥家住的日子，感觉似曾相识找到知音般的亲切。一口气读完整本书我带着对家的眷恋沉沉睡去。不知多久后我在睡梦中哭醒，我梦到了我的姥姥。十一年过去斯时斯境至今历历在目，每每念及总会潮湿了双眼。虽然我最亲爱的姥姥至今健在并且我祈求上天保佑她长命百岁，我会每年给她老人家买漂亮的衣服并负责提供她其实并不需要的电视冰箱以及其他她的喜欢，但那个午后我大梦初醒般的意识到原来姥姥也会有离开我的一天，而倪萍在书中描述的小时候住姥姥家是胶东的普遍现象，因为，我们都是女孩。 。 想看书来
强势的奶奶
爸爸不在家，妈妈不够时间照顾我，所以我从小住在姥姥家。从我们家出来，走过杀猪卖肉的同学香美家，路过还没出五福的同门二叔家，绕过那头自打我记事起就没了尾巴的黄牛，小小翼翼踮脚经过常年贴着密密麻麻奇言怪语对联的老鳏夫“小老鼠”家，跨过那条老街，就到了姥姥家。姥姥家在村子的东头，门前就是那条从东扯到西的三米宽的街。从姥姥家出来，沿着街往西走，走一百米，数十几个门，就到了奶奶家。那么，为什么不住在奶奶家？
因为我是孙女，奶奶不喜欢孙女，她喜欢孙子，她把她的孙子当宝贝儿一样哄着，直到他上小学三年级了还只叫他“宝儿”，而不叫他的名字——高军。高军这个名字也是奶奶亲自起的，她不让别人染指她的宝贝孙子，爷爷也不能，而之所以起个名字，是因为按照老李家族谱，我们这一辈犯“高”字，名字的第一个子必须是“高”，而“高”，纯粹是为了安慰当时铁了心要去参军而被奶奶拼了命拦下的高军他爹，我的爸爸。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缠过几天脚、念过几天识字班、身高只有米的的胶东半岛农村老太太，我的奶奶当时深谙心理战术，随口就用她孙子的一个名字收拢了因参军未遂而暗生怨意的她唯一的儿子的心，从而如愿在几年后收获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并以与她的身高成严重反比例的一贯强硬高调作风为这个孙子起名从而使这个孩子成为象征意义上的她的私有财产，虽然，在这个孩子十岁之前，她老人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