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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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的游记，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许多年，而且原稿已佚，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大约一百四十多种抄本中，没有两种本子是完全相同的，这就给该书的翻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据推测，原稿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由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收藏的塞拉达拉丁文抄本，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而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译注的英文本，该刊本也采用《对世界的描绘》为书名，其它抄本大都采用《马可·波罗游记》一类的书名。
　　现在流行的版本，可分五种。
　　第一种是法国地理学会版，或称老法文版，巴黎图书馆有收藏。该文本的文字文法，皆可证明其为根据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而由鲁思梯谦所记录的原文直接传抄下来未经修改的原本。意大利克路斯加（crusca）等的版本，皆源于此。
　　第二种是改定的五种法文写本，其中三种存于巴黎图书馆，一种藏于瑞士伯尔尼，一种藏于牛津大学伯得雷恩图书馆。其中有两本，证实为一三○七年马可·波罗亲自赠给迪博（Zhibaudde　Cepoy）的。此类版本都是得到马可·波罗的亲自改定，或得其允许而改定的。
　　第三种是庇庇诺（Pipino）拉丁文译本。此类写本其中节略删除之处，比第二种版本要多。该文本成于马可·波罗晚年。
　　第四种是赖麦锡（G。B。Ramusio）意大利文版。这种版本，与上面三种版本完全不同，其由来至今尚未明了。书中地名多经更改，被删除多章，而又新增入阿合马一章及其它版本所无之事。该版本刊于一五五九年，据认为是汇合数种版本翻译润色而成的。近代各种版本，大多是由第二种与这种版本参酌而成。
　　第五种是“Z写本”（Codex　Z。）。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意大利国立地学委员会委托拜内戴拖（Benedetto）教授编辑一种新版“游记”。他游历了全欧洲，并在米兰市安白洛襄图书馆发现了一种拉丁文新写本，该写本现今称“Z写本”。它是一七九五年从红衣主教蔡乐达（Zelada）所藏的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的一种写本抄下来的，“Z”即蔡乐达名字的第一个字母。“Z写本”比老法文本及肖似的各版本均好，它虽然武断地将老法文版本删节了三分之一，但却忠实地转录了三分之二。另外，还有两百段为老法文版所无，这两百段中有五分之三见之于赖麦锡本。故赖麦锡编书时，似有此“Z写本”之“兄弟”本在身旁。
　　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本子是美国人科姆诺夫（Komroff）编订的英文本，该版本是依据赖麦锡本而来的，但“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材料，都予以删除”，又把原来一些过长的篇章分成几个短章。本书在翻译时又借鉴了其它一些版本的内容，并依据有关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进行了校勘。希望译者为此而做的一切努力，能将一部全新的、真实的《马可·波罗游记》展现在读者面前。

　
　　　　　　译者序
　　公元一二九五年的一个黄昏，有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日子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怎么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鞑靼味。他们脚蹬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的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
　　这就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土地的情景。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威尼斯的面貌已变了许多，所以这三位游客很难寻觅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马可·波罗的东方行
　　马可·波罗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故去了。那时候他的未谋过面的经商的父亲和叔叔正在进行他们光荣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当他们父子相逢的时候，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但这次的父子相聚，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
　　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波罗一家在威尼斯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这是因为，在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远方的忽必烈汗交给他们一项使命，就是递交忽必烈致教皇的书信，并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懂技术、有修养的教士到东方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出。
　　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这一次，他们决定带上小马可一起前往富庶的东方去晋谒神圣的大汗忽必烈。
　　这一走便是二十五年，关于这些年的经历，马可·波罗已在他的游记里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便不再浪费篇张。最终藉着一个难得的机缘，他们得以告别大汗，重返家园。
　　波罗他们久已被视为不在人世，他们的疏远的亲属已住进他们的家宅。此时，这三个衣着破旧，形迹可疑的人被拒绝进入他们自己的家。经过无数的盘问，他们终于利用门闩开启的一刹那，挟着自己的包袱，闯进屋内。主人万般无奈，急忙召集威尼斯各处的亲戚来家，辨明究竟。波罗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说服他们的亲戚，他们并没有死去，也不是欺骗者。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天之后，这三位归客在家中盛宴款待他们的亲友。三人穿着红色的缎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换上深红色的花缎袍子，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给仆人。餐事过半，三人一同离座，各换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袍返回，将花缎长袍撕开分送给席中的贵宾。餐毕，天鹅绒的长袍又被换成日常的衣服。而三人严格地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将绒袍同样地赠给来宾。
　　这些举动令来宾们十分诧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筵席一撤，三人便命所有的仆人都退下，然后拿出他们回来时所穿的粗劣破旧的衣服。当他们用刀子将衣缝和衣褶划开以后，大量的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翡翠、珍珠和其它价值连城的宝物，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众宾客看到这些光耀夺目的宝物时，都目瞪口呆。
　　这次宴会后，波罗一家便成了威尼斯人议论的话题，大家视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宅”，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口中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更是引人入迷，自不待言。
　　游记草成的经过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商业冲突爆发了战争。波罗一家拥有一艘战船——当时较富裕的商家都有这种战船，用来保护他们的港湾和商船免受海盗与竞争对手的侵害。波罗家的战船由木料制成，船幅较窄，每边有浆一百多条，船员共计二百五十人，包括五十个持机械驽的兵士，两个木匠，两个铁匠，两个侍役，一个厨子，还有船长、军校、舵工等。马可·波罗是船上的荣誉司令，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必要时与船长同负责任。波罗家的战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威尼斯的兵船队。在亚德里亚海面上，各色旗帜飘扬空中，厮保存于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杀声震彻云天。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及其战友七千多人都成了俘虏。依照当时的习惯，败北的船上的旗帜被扯下丢入海中，而兵船则作为战利品被热那亚人拖回自已的海港。威尼斯兵船队的司令不堪战败的屈辱，投海自杀，而马可·波罗则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的战舰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企图用赎金或其它某种形式，赎回这个俘虏。事实上，有些战俘会因此而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
　　我们应该感激热那亚人的这个决定。正因为此，马可·波罗得以在狱中结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战俘，最终导致《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鲁思梯谦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当时名为《东方见闻录》，时值公元一二九八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威尼斯与热那亚签订了停战协定，马可·波罗也恢复自由，回到了他在威尼斯的“百万宅”。
　　在后来的岁月里，马可·波罗娶了一位名叫多拿达的女人作妻子，她为波罗生下三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蕃提拿、柏拉拉和摩勒达。当马可·波罗继续从事商业的时候，他仍旧享有旅行家的美称，因为我们从巴黎图书馆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抄本中得知，在一三○七年，他曾将他的游记送了一部给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书中注明该书自马可·波罗处得来，“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性情高尚，曾游历许多国家，他愿将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传播于世界……”。
　　到中国去
　　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
　　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