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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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间从吕桂花那声“牛三斤，俺想你啦！”就变成了严守一贼兮兮的“昨晚，你真坏——嗨！”，其实来自河南乡村老百姓的念想和萦绕在京城写字间楼特妖娆的私语没有区别；只是时代不同立场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从《木兰辞》的“唧唧复唧唧”到周杰伦《双截棍》的“呼呼哈嗨”，一直到《大话西游》中的“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说话有一种特别的欲望，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即话语。
我们这个用脚的行业有很多喜欢用嘴的领导，每到大赛他们的舌头就兴奋异常，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抓捕拉登，从莎士比亚“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的名句到山药蛋作家“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顺口溜，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弄到你好崩溃。我怀疑他们关心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的形式。
那天天降大雨，马良行本来安排女足姑娘们休假一天，但段局长突然的驾临使小马哥噤若寒蝉，不仅取消放假代之以“三从一大”的训练，而且按举国体制惯例让领导讲话，段领导就打了把小花伞讲了又讲说了又说，女足姑娘们就在雨中听了又听淋了又淋，终于听晕了全队上下淋病了5、6个姑娘而且据说还有两个正在来例假，有趣的是，临走前，段领导还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一定要爱惜身体杜绝伤病…几天后，中国女足再次惨败。
本届国奥最大的发明就是关于“不紧张”的系列演讲，从段世杰副局长到阎掌门到丁阿姨一直到教练组都天天开会消解队员的心理问题，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朱时茂陈佩斯在“春晚”奉献的那个段子——“报、报告导演，我叫不紧张”。唐僧在大话西游里逼死了行刑的小妖，我们的领导正在用政治报告逼死国奥小伙。比如说，前些时候王圣在阎掌门狂喷名言警句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精神恍惚了，他是个600多度的高度近视，这导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领导正目光如炬地盯住他，更糟糕的是王圣还要用铅笔轻敲桌面，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所以不久之后他就“叮当叮当”走人了。
说话可以杀人，国奥天天开会，天天问你紧不紧张——谎言重复一万遍都成为真理，你老问他紧不紧张，不紧张也被你弄紧张了。国奥兵败汉城后，前来“海滨城”说话的人如过江之鲫，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队员们回家休假，以中国球员生长的环境和蛋壳般的心理素质，说还不如不说。
现在，武汉“海滨城”就是一家疯人院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接受采访，而且教练组手里握有全部队员的房间钥匙，目的就是为了监视是否有人会违纪，那天晚上从宿舍传来一声惨叫，因为有个队员正趴在被窝里偷偷给女朋友煲电话，一个教练穿着软底布鞋摸黑进来了，就直愣愣地立在队员床前听，听到儿女私情要紧处他也忍不住就发出了一声轻笑，把队员弄得和炸尸一样……
这样的封闭会把人性泯灭，而一支没有人性的球队是无法赢得胜利的，那天随国奥从德黑兰兵败回来，阎嵩突然在飞机上惊醒，他刚做了一个梦，梦到日本人打进了大连城，他在梦里大叫：“妈妈，赶紧把咱家存折拿上，跑路啊！”
不仅人性没了；连兽性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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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都会崩溃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感性得近乎性感的画面：
崔成国站在鹤翔莺飞的缓坡上，用一根纤细的丝线放飞着一架风筝，这个季节正是丹顶鹤迁徙回通程山庄的时候，以至于你的肉眼分不清天际飞舞的究竟是鹤，还是风筝。这个韩国23岁以下最凌厉的杀手，这个传说中能够用眼神杀人的前锋，此时却像韩剧中很干净、很清澈的一个少年，几乎就要融化到橘子洲头傍晚的空气中。
金镐坤就远远注视着他的背影，注视着天才少年崔成国放飞着他新买的风筝，放飞他的梦想……直至晚上9时半，风筝早已融入一片夜色之中少年才转身离去，他转身对金镐坤说：“风筝很好，我要把它带回韩国。”
与此同时，中国国奥正在召开一个肃杀的会，肃杀地争论到底是上安琦还是上杨君，肃杀地研究到底是血战还是死守，肃杀地安慰趾骨断裂的杜威，肃杀地得出一个让人窒息的战前口号——“我们一起来承受”；队医如丧考妣的说：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伤兵；沈祥福痛苦不堪地想：我该不该向领导做一个发自灵魂的检讨？……
只有事情才能改变人，人不能改变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幅画面像“反转片”一样注定着两种人、两种生活、两种态度的不可调和。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方圆距离不超过800米，却无比诡异地说明了命运的一切，那么阳光的崔成国和那么阴郁的杜威已经在赛前决定了结果，一架飘逸的风筝和一根残缺的趾骨把两支队伍送上了根本不同的道路。。
我们无可救药地发现事情堕落成一道唯一选择题——“把韩国人干掉，被韩国人干掉”，中国足球的心灵如此幽闭，以致于不复仇、就崩溃。所以金镐坤要说：“中国足球将永远战胜不了韩国足球，因为中国足球永远在想着要战胜韩国足球，为此，你们已没有一点快乐”，所以13天前当沈祥福从德黑兰飞回来时无比忧虑无比神神叨叨：我很担心……我们还没有“物理死亡”了，就已经“脑死亡”了。在N种5月1日的战斗过程中，他认为有一种结果最为可怕——已经提前出线的韩国人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疯狂击打中国国奥。
天啊！谁发明了毫无人性的这句口号——“让我们一起来承受”，这是已经生产无数口号的中国国奥最后一个励志版本。它可以是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可以是最后一根导火索——它引发出的场景猜想壮烈而可怕，一群志在报仇的人因其沉重而脆弱，因其脆弱而崩溃，万劫不复。
韩国人很清朗的风筝画与中国人很自虐的歃血画面非常背叛，但这样的松弛似乎更接近胜利的结果。同样年龄的两拨青年拥有同样一种足球的梦想，但梦想的一端是轻逸的风筝，另一端是生冷的复仇，崔成国将带着他的风筝回到祖国，中国国奥将带着仇恨再走26年甚至永远，这就是5月1日的全背景？
关于“恐韩”，这届国奥更会记住的是3月3日而不是26年的纠缠，但和92年版的郝海东，96年版的张恩华、99年版的李铁一样，没有能力报仇时，崩溃便成为很合理的选择——长沙持续一个月的梅雨让每一个毛孔都开始长出绿毛，一根气若游丝的报仇念头传承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仇恨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仇恨成为中国足球活下去的绝情花，又是一次次埋葬它的断肠草。金镐坤对中国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永远想着复仇，就永远复不了仇。
崔成国那架风筝，在飘逸中对中国同龄人的复仇制造出一出刺痛眼球的效果，谁看了都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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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当不了战斗英雄
（中国女足奥运大败当晚）
0比8，不是0比3，更不是8比0，仅仅这个数字也是视网膜灾难，中国女足坐着“帕特拉”死亡滑板冲向地狱，不留一丝尖叫。
对于中国女足运动，这是一出悲剧；对于阎世铎，这是一出闹剧。10个月前，正是阎世铎力排众议擢升张海涛为女足主帅，或者说正是他10个月前未雨绸缪了0比8——现在看来，如果因为张海涛会说英语，那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选帅好了；如果因为张海涛考取了亚足联的某PASS，那么余东风还有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的学历证明；如果因为张海涛会捣鼓电脑，那么你在中关村随便聘一黑客高手——如果因为张海涛长得清秀可人，那么借用羊胎素、美容熨斗或干脆从“新丝路”模特公司找一俊朗小生好了。
谁之过，不是张海涛之过，你把手枪交给一个小孩导致走火伤人，那罪犯不是小孩而是授以武器的人——谁之过？阎世铎之过。阎世铎把权力交给不能承受之重的人，在今年已不是第一次，“逝者”如祥福，今者如张海涛，遇人不淑？用人不智！
发生在去年10月份那场秘密选帅故事过程应该被公知于众，坊间传说：所谓女足竞聘不过是幌子，其实张海涛早已是某人心仪之物。所以女足新帅浮出水面后犹如当年之韦小宝连升七级，自“怡春院小厮”而“上书房行走”竟至“鹿鼎公大人”了。
——中国女足运动早就死了，只不过是一支中国女子足球队还活着，在人们惯性的金色视觉中，在随风逝去的光荣中，像一具精神木乃伊一样地活着，很久以前，中国玫瑰就不再活色生香了，她很形而上地为了某种道德化的东东而苟延残喘着——被一帮政客、被一帮刀笔匠、被一帮想起来就给一点散碎银两的商人们利用着，并高喊着：“玫瑰，玫瑰，我们都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四二拍的道德流行歌听上去永远那么悦耳。
这很无耻，因为无耻，所以流行。我的意思是，其实在所谓中国足坛没有人真正爱着这帮女人，没有人按照足球规律给女足运动以扶助，只是每过两年或四年，掮客们就要因为政治或道德目的而说：“啊！精神啊！啊，女足精神啊！”恨不得把她们搞成白毛女，但白毛女是被地主老财逼出来的，白毛女是成不了战斗英雄的。
让一个练现代五项的人管足球，让一个学政策法规的人管足球，让一个冰球出身的人管足球——为什么不让足协旁边上那家“马兰拉面”的老板来管足球呢，我以为，她至少晓得按照“大碗加肉加收5元”的拉面规律来管理企业。我并不认为足协主席们本身就是庸碌无能之辈，但你让弹棉花的去弹琵琶，弦再粗弓再长也没用。
看到曾被我们奉为“精神标签”的中国女足在帕特雷竟堕落成一张手纸，我已不愿也不忍批评这帮已被“崇高”压得变态的女人，她们就像集体患上了“精神例假”。
8月11日，离中国男足获得亚洲杯亚军刚4天，离中国女足世界杯惨败加拿大刚1年，离北京奥运还有4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时间什么东西也改变不了，因为中国足球的长官意志不变！
雅典第一日，中国奥运兵团当头挨了一棍，以至于袁伟民在冷餐会上听到这一噩耗讷讷自语：“这不大人打小孩吗？”这样一个靠举国体制赢得无数金牌的体育长官这次因举国体制痛失开局，无论他将命令队伍在剩下时间内勇夺多少金牌都无法改变这个体制下的耻辱产品——
铿锵玫瑰已死！干死成塑料花，或者干脆就是深夜电影散场时，被来自安徽的卖花姑娘捏得咽咽一息的廉价玫瑰花，高声叫卖：“行行好，一元钱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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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迟早要还
把大连当作刀，把四川当作俎，把重庆当作鱼肉，是对“川渝对抗”一种纠正的说法。所谓川渝情结，已不是袍哥们传统的江湖故事，在甲A末年，在中超元年，在实德的西进战略，它是徐明牵一发而动全身链接整个中国足坛的玩偶。
更视觉化的比喻应该是《无间道2》里的场景：阿孝像马龙·白兰度一样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用火烧、活埋、枪杀、甚至用塑料袋，对每一个宿敌施以报复。一切尽在阿孝那款旋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