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的困境-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毛泽东还认为对于资产阶级：“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20
在转发*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中说：“（一）中央宣传部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同时还认为：“在4月份的《学习》杂志上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学习》杂志很快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上冯定的文章，并经毛泽东作了修改。据冯定的孩子回忆，冯定的文章也是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冯定的文章，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
冯定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的*部长陆定一。冯定的孩子回忆：“华东局在对冯定的文章组织修改时，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认为某些提法不合适而进行了几处修改。冯定不同意，但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仍做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4月10日也转载了此文。父母对照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和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经过修改的文章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那就是《学习》杂志的修改，有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对原文所作的修改之处，但意思又反了过来。父母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冯定的文章。现在发表的文献已证实了这一当时的小道消息。”21
1952年第4期《学习》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发表了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文章最后对于近期发表的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文章进行了检讨。文章说：“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0）
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6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1952年4月8日。”本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1、2、3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本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
于光远回忆说，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就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为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讨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
在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中，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对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文章认为，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1）
《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避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
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
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
“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
“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主义）。
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12）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50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