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病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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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2)
宵衣旰食追时光
在彻底平反后,他压抑了20年的激情像大河奔涌,一泻千里。大半生岁月失去了,他要用一天等于一年的速度追回逝去的时光。他重返三尺讲台,同时兼任三种外语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宵衣旰食。这时,一位中年女性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贤内助。她早上4点为他热上一杯牛奶,午间送上一盒午餐,他很是满足。晚上10点,她帮他披上一件外套,桌前、灯下帮助他铺纸弄墨。他一天除圆满完成教学工作外,还要编写教学大纲,甚至能写出两三篇论文。同时,先后撰写《中苏人民友好万岁》、《伏尔加河流水》、《大地回忆》、《人民给我一生》等40余部(篇)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十月》与《收获》等期刊上。他在抢时间,同时也预支了生命。可怕的癌症悄悄袭来,但是他一投入工作,所有的癌前病变信号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他疼痛难忍、便血不止,才离开讲坛,急诊住进了医院。
1992年初,他意外接到51年前曾经学习过的前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邀请,再度赴俄旧地重游。此时,他病入膏肓,仍执意前往。医院理解他的心情,派一名医师陪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翻出51年前的各类学习笔记和信件文稿,用一个月时间写出回忆备忘录。当他再次踏上22岁时曾去过的列宁格勒、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格勒时,当他在莫斯科红场躹躬献上花圈,默默无言回忆时,他恍如梦中,苦辣酸甜的无限感慨一起涌上心头。
遥望海天盼回归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埋在他心底50多年的另一个愿望愈加强烈,那就是寻找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的弟弟张彩。他时常翻看儿时与弟弟在一起的照片潸然泪下。何时天涯见亲人,骨肉同胞重相逢? 1990年春,他被特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台办统一工作大会,作为台胞台属,受到###主席接见。他兴奋得几天几夜不合眼,他思索用什么方式方法为祖国统一做一点工作。他就用外文世界语撰稿,奋笔疾书向弟弟张彩及台湾报界书写文章,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盼望早一天踏上祖国宝岛台湾,看望自己魂牵梦绕的亲人。1992年###发表八项主张,他如获至宝,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同胞及亲友转达、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机会,为祖国宝岛早日回归效尽全身之力。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并危及生命,他深知自己与癌症抗争10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让人搀扶着去了天安门,在国旗下深深三鞠躬后,强烈要求返回牡丹江。那几天,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颤抖的手,一天连写了20张信封,其中最重要一张是:中国台湾省桃园市玉林荣民街张彩家人收。信中只存一白纸,一幅儿时兄弟照片。我含泪站在他的床头,此时病房寂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他断断续续与我说:“赵志,把信邮……”
他有一肚子话,但永远也说不出来了。我与他的同事、领导和他妻子,按照他遗嘱安排了后事。那时,虽然我们没有通知更多人,竟有400余人含泪送别这位传奇老人。
2006年8月,我有幸取道香港经泰国赴宝岛台湾,按着信封地址找到张彩先生子女及家属,讲明来意,将信与照片交给其亲人。而后由亲人安排,来到荣民公墓前的张彩碑下,按照国人风俗,将张灯部分骨灰与祖国大陆东北一包黑土放在石碑旁,完成了张灯的遗嘱。
回到大陆,我来到张灯老人的墓前,向他述说了这一切……
医生,请听题!(1)
我同方教授的认识过程并不曲折,同人世间任何一次无意的邂逅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偶然,但就是这样看似平常的一次相遇,使他成为了我的病人和朋友,这里面也许的确是有一些戏剧性成分的。
那是一个阴郁的秋日上午,天阴沉沉的。清晨时分开始飘落的冷雨,在清冷北风的吹拂下,依然在纷纷扬扬地漫天飞洒,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是提前五分钟到的门诊,打开电脑的自动呼号系统。今天病人不多,我无意间向外望了一眼。也许,就是那不经意的一瞥,让我记住了那张苍白而忧郁的面孔。这是一位中老年人,很浓的书卷气。一只黑色的公文包提在左手,背靠着墙站在我诊室的对面,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诊室里的一切。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又随意地看过几眼,他都一直待在那里没动,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姿态。
11点左右,当我看完最后一位挂号病人的时候,那位观察者走进了我的诊室。当他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清楚了他的名字——方维纲。别在病历本前面的挂号条显示他挂的是10号。我不解地问:“我刚才叫过您的,您怎么没有进来呢?”他笑了一下说:“哦,我想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想等您看完别的病人后多占用您一点时间。”“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您才进来。说说您的病情吧。”一般来说,同这样的知识分子沟通似乎更容易一些。
他坐下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我患的是糖尿病,两个月前体检时发现的。当时的空腹血糖是。1周后复查了一次是。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昨天早晨的空腹血糖是。”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这次来就诊的目的是想咨询您几个问题。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或有兴趣回答。”
“当然可以!我很愿意!”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向来是很喜欢同病人沟通的,平和诚恳的性格使我拥有一个数目不小的固定患者群体,他们中好多人都跟我像亲人一样。“那太好了!”很显然,他的语调显示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回答。他非常熟练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非常郑重地用双手呈送到我的手里。“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是多了一点,请您谅解!”我在日常的门诊和病房的临床工作中见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清单。但当我拿到这一份清单时,还是不由得感到有些惊讶。
在那张白色的标准A4大小的纸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个问题。“问题确实不少,而且问得都还是挺专业的。您不是学医的吧?”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哦,当然不是。我是学物理的。现在一所大学里教授物理。”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怪不得呢。做事这么严谨。原来是位大学老师。这样吧,您坐得离我近一点。咱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我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面挪了挪。
毋庸质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学者型病人,我想,一般简单通俗的回答一定不会令他满意,我权且把这当成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或学术交流吧。好在自己的基础知识还算是比较扎实,讲课也肯定不能算是我的弱项。开工吧,我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几张白纸放在手边,开始回答问题。我边讲边在白纸上写写画画,方同志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做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示意以表明他对我讲解的理解与认同。讲解与讨论基本上是交叉进行的。当我解答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几张白纸上已经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曲线和图表。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么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度过了。
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望着依然处于凝神沉思状态的方先生,轻声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您是否同意我的解答呢?”我的问话把他拉回到了现实之中,他赶紧使劲地点了点头:“我非常满意,郭主任,您解答得非常透彻,既解除了我的许多疑惑,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您讲得太好了!”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摞文稿:“您看,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读过的一些有关糖尿病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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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请听题!(2)
我接过去一看,的的确确全是有关糖尿病的医学专业文献,中文、外文的全有,我粗略地翻了一下,估计有五十余篇。“您真是没少下工夫啊!”我衷心地赞叹道。“因为我是个爱较真的人。”他回答得非常认真。他再次打开公文包,这次从中拿出的是几个不同颜色的小本子,他把它们依次排开摆放在我的面前,我低头一看,这不是病历本吗,而且是几家非常著名医院的病历本。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我不解的样子,方先生笑了笑:“说实话,来你们医院之前,我已经去过很多家医院了,也看了很多位医生。不瞒您说,您是唯一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我全部问题的人。您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和您对相关知识的把握程度让我感动。我今天决定,以后我的治疗就交给您了。您是我值得信赖的人。”
我听了他的话,既高兴,又有些惆怅。我拿过那些病历本,快速地翻看了一遍,沉吟了片刻,说道:“谢谢您对我的评价和信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内科医生,只是今天碰巧有足够的时间解答了您的疑问。其实是天气帮了我们的忙。要是赶上我的病人很多,我也许就不会跟您谈这么多的问题了。”
他笑着说:“在我今天进入您的诊室之前,我已经在门外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拿起那几张画得密密麻麻的白纸正准备丢进纸篓,他拦住了我:“这几张纸能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用吗?”我把纸递给他。“当然有用了。我拿回去再复习一下。对了,您是每周二和周四上午出门诊吧。那好吧,我周四上午再过来。该怎么治疗,我就全听您的了。还有,冒昧地问一句,您能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没有问题!您记一下吧。”我把手机号码同办公室号码都告诉了他。看得出来,他很高兴。随后,他也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位来自一所非常著名高校著名的物理学教授。
周四上午,他如约前来,开始接受正规治疗。此后,他每个月都如期前来,每次都要或多或少地同我讨论一些有关的学术问题,或交换一些相关的学术资料。现在,方教授的血糖、血脂等指标都控制得非常理想,我们也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刚下班,电话响了,我一看,是方教授。“是郭主任吧,您后天下午有空吗?我刚拿到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最近刚刚公布的2008版的糖尿病诊疗标准,还有另外几篇文献,您肯定感兴趣的。您帮我解读一下可以吗?”方教授到底是个搞学术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这个指南是一个月前才公布的,我也是两周前才拿到的,而且只是浏览了一下,并没有非常详细地阅读,看来晚上有事干了。
我一直认为,医生应该向病人学习,因为每个病人本身都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同时医生也应该尽力当好病人的老师,努力给病人传授更多相关的医学知识。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好,有时可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多一些像方教授这样的学者型病人,医生想不进步都难。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挑战,更多的是动力。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医生这样一个职业,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么多生动而真实的生命,并能够有机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承担如此沉重的生命之托,使我深感惶恐,但能够有幸担此托付,又使我备感欣慰。其实,正是这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