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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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9点多，我跟她两个人一起散步。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这个15岁的女孩在社会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让人触目惊心，但却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女孩走到绝处都可能会选择的谋生方式。在这里，我就不具体透露了。通过这次调研，我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推出好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跟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我发现，深入探究下去，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相互关联的。解决那些孩子的上学问题，需要从教育、民生、医疗、财政、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去加以统筹，否则，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走样，难以达到美满的效果。
　　以上是由童工问题引出的题外话，下面把思路拉回来，说说我自己的“童工”生涯。
　　13岁的时候，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找这份工作，利用了关系网，看来，乡下的日本人也很讲究“情”，违法是违法，但可以通过人情改变一点点局面。随后不管搬到哪里，我都能找到送报纸的活儿，这和自己老报童的身份有关吧。日本人就是爱看报纸，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的发行量。不仅是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都是订阅的。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我就是每天早上专门送报过来的那个送报员。说起来，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报者服务就是我要坚持的宗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而且，要做就不能半途而废。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了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顺便说明一下，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日子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实际上，平时送报，都是我和爸爸、弟弟一起送，我不能送时，他们的工作量要增加一些。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10点—11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六个小时以上，平均是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很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得懒惰的”。一般认为，睡眠对健康有影响，我的体会是：健康不会受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睡多少，而在于睡觉有没有规律和睡眠的质量高不高。即使每天睡四个半小时，每天都是有规律地睡觉，睡得深，睡得熟，就没什么问题。　。。

我是“童工”出身（3）
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多的是主动寻找创新和突破，是意愿高度强烈和自觉的产物。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十个文件，就可以拿到十万日元（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有时候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嘛，长得也比较苗条，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比较阳光，看起来，也有一点帅气。但因为这个活不稳定，因此我就不太喜欢。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一个月平均能赚15万日元，就是一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不过，总体说来，加藤家的日子，还是充满艰辛。搬到山梨县之后，父亲曾充满信心的新工作并不顺利，后来不仅拿不到工资，甚至放弃了房子，外出逃债，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1）
我13岁，初一冬天的一个晚上，几个长得不太正派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命令我们立刻搬走：“这个家已经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么，小伙子？”
　　我有些害怕，但却并不感到意外。我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一直觉得很奇怪，一家五口人从家乡伊豆搬到山梨县身延町，买了2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重新盖了新房子，至少花了5000万日元（330万元人民币左右），用的是贷款。全家入住后，父亲的公司却始终搞不起来，直到那天晚上几个黑道来逼迫我们离家的一刻，我没看过父亲把工资带回来过（那时候他还没开始送报纸）。我们家始终靠母亲的工资生活（我和弟弟送报纸只能提供一些贴补）。当时，母亲有两份工作，一个是在养老院负责福利方面的业务，另一个是在身延町公立初中做清洁工。除这两份工作之外，她还要负责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虽然三个孩子也轮流负责部分家务，但主要还是依靠熟悉家务的母亲。我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聊会儿天，她经常对我说：“我很对不起你们。连一家五口人的饭碗问题只能勉强解决，还债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把我赚的钱用来还债，那我们一家就没有饭吃了。”
　　终于无路可走了，于是通宵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就离别住了三年多的新家，一路向北，最后落在了离县厅所在地甲府市大约15公里的地方。那里比身延町发达很多，有许多商场、便利店。我们通过不动产中介公司租下了三居一厅的房子，房租每月高达八万日元（5300元人民币），这笔钱对当时加藤家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家搬到了新地方，可学校不变。我上的是私立学校，住哪里都无所谓的，只要自己能上学就好。但弟弟和妹妹是上公立学校的，弟弟上小学六年级，妹妹上小学三年级，对他们来说，搬家是很痛苦的，要离别旧朋友，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只有我一个人用不着更换人际关系，作为老大，心里始终感到很愧疚，我的学费又是最贵的，很对不起弟弟和妹妹，哥哥欠你们太多……
　　在房租八万的那家，我们只住了半年多，就又搬家了。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住处被黑道发现了，家里的电话不停地响，都是逼债的。这里说的“债”比较复杂，除了我们为了盖房子而借的5000万日元之外，还有父亲公司的负债。由于我爸爸负责财务，公司一切财务由他来负责，那么，公司起步之初的几亿元贷款，也以爸爸的名义借。现在看来，爸爸被一块儿开创事业的那几个人欺骗了，实际上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关键在这里。若只有我们家借的5000万，或许并没什么可怕。银行委托的黑道追债人真正要追究的是父亲公司借的大额贷款，母亲、我、弟弟、妹妹全家都受到牵累。不过，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事情，就应该无条件和父亲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他，不抱怨，不放弃。
　　我初二到高三的四年间，加藤家一共搬了20次家。四年搬20次家，年均五次，等于在一个地方住不到三个月，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我们过的就是不正常的生活。弟弟妹妹年纪虽然小，也都明白自己的处境，家庭遭受的磨难让我们都早熟，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社会的真相。
　　有一天，我把父母叫上，三个人开了个小会。主题是未来生活上的分工。我说：“从最近催债的电话不停地响等情况看，这个地址被他们发现也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当然没钱还债，暂时只能拖下去，而如果你们不打工，一家五口人是没饭吃的，你们集中赚钱，解决谋生问题，那些黑道就由我来处理。以后，原则上打到家里的所有电话都由我来接，门也我来开，你们千万不要接，也不要让弟弟和妹妹接。一切都由我出面解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2）
记得听我说完这些话后父母的表情，那表情里充满无奈和愧疚。虽然他们不情愿，却也只能这样分工：父母来解决五口人的谋生问题，我来处理黑道问题。弟弟和妹妹两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并尽可能适应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