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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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看破，成为所谓“公开的秘密”了。我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学生是用这一名义借用的方式一个人住，但粗粗估算一定不少。我也无法知道校方对此问题的真实态度和立场如何，是要“打黑”，经过精心的调查清理这一违规行为，还是默认而不予追究。我估计，校方很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为至今也没有看到管理方有什么行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勺园内部一些人奉行的潜规则，要去触动这些潜规则，校方会考虑值不值。毕竟利用这一方式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北大或老勺园，他们太了解北大了，校方如果下手整治，一定不可能风平浪静，校方一定会考虑，把潜规则转变成明规则。对管理方又有什么好处呢？众所周知，在中国办一件事，有时前者比后者还重要，还根深蒂固。勺园也有着同样的困扰。
根据2007年10月的统计，北京大学有本科学生14125人，硕士研究生11224人，博士研究生5442人。有来自80个国家的长期外国留学生24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757人。北大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9）
即使一到四号楼收费相对较低，但其费用比中国学生的宿舍仍然昂贵得多，当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据我所知，中国学生目前四个人住一个房间，费用一年1000多元。
对我个人来说，北大基本可以满足生活所有方面的需求。美丽的未名湖给我提供了最佳跑步场所，它周围的空气比城市里面要好很多，早晨和傍晚的湖畔极为漂亮，令人心旷神怡。除了跑步，未名湖畔还适合做两件事：一个是看书，我有时候在未名湖畔看书度过一天的时光；另一个是谈恋爱。我每天在未名湖畔跑步时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恋人手拉手散步，有时他们亲吻、拥抱，深夜甚至有更深入、更过火的举动。
我当然不会这样，我一直认为在公共场合随便亲吻、拥抱是不文明的，顶多能接受拉拉手吧。我谈恋爱的经验不多，谈的对象从出生至今只有三个。未名湖也曾见证过我表白或被表白，我也曾在晚上跟师姐或师妹散散步、聊聊天。只是我从没有做出任何令人想到野蛮主义的事情。我只是喜欢跟异性聊天，这样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交流中产生心灵的共鸣，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在北大校园里，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关系有很微妙而复杂的一面。彼此之间交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刚开始似乎大多本着实用主义，即前者渴求通过与后者交流提高外语水平，培养国际视野；后者渴求通过与前者交流提高中文水平，以便于扎根中国。我认识的勺园“同胞”里面，有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南斯拉夫的、巴西的、奥地利的、瑞士的、赞比亚的……数不清的朋友曾跟中国同学谈过恋爱。他们刚开始还是很浪漫的，不乏中国女生到勺园做客聊天，恋人一起到距离不远的未名湖散步，吃完饭回到勺园，甚至留宿。
不过，勺园对中国女生来说绝不是容易进来的地方。因为，除了住在勺园的外国留学生之外，外人，尤其中国人进宿舍是需要登记并提交身份证的，管理方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控制。但大家都知道，这样做确实带来很大不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所谓办法无非就是下面几条：第一条，也是最常用的一条，是悄悄地让女生假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混进来，第二条是靠公关，跟看门儿的保安先生，叔叔阿姨搞好关系，甚至搞点感情投资，以此换取他们网开一面，让女朋友（我很少看到外国女生交中国男生，一般都是外国男生交中国女生）能顺利地进来，共同度过青春美好时光。中国女生到外国男生宿舍虽然不容易，但外国男生到中国女生的宿舍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因为那里是四个人一间，男生很难混进去，而且外国人目标太大，如果被发现了也较麻烦。总的来说，在北大校园里所展开的跨国恋爱没那么简单，空间的限制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问题。常常是，两个恋人在平时苦苦忍耐，到了假期一起出去旅游，好好解放一下。这是北大学生跨国恋爱的常见模式。
那么，恋人的某一方毕业或回国之后，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呢？实际上有短命的，也有长寿的。但一般维持起来很困难。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在北大完成学业后不会留在中国，而要回国工作。除非他的工作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有机会经常来北京出差，或“中方”毕业后也到对象所在国留学、工作，否则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人，交往很难持续下去。至少据我所知，至今没有走进结婚殿堂的成功案例。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0）
在北大勺园经常引起热议的是韩国留学生。北大校园里，韩国学生随处可见，而且特征一目了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集团主义或民族主义，往往只在韩国学生之间打交道，甚至呈现出一种排外主义的特征。据不完整的统计，北大留学生里面大约一半为韩国学生。坦率地说，很多韩国留学生的素质相对来说很不高，这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我当年读04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一共130多个学生中，外国人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韩国学生占外国学生数的一半以上。许多韩国学生经常一起上课，考试之前相互“勾结”、分享笔记、勉强过关的情况相当普遍，也有因作弊被迫退学的。“韩国学生作弊”曾成为一种流行现象，我当然不会以面盖点，我认识的许多韩国学生也是很优秀的，也有到三星、LG等大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人才的朋友。但总体而言，在本国无法应对国内激烈的竞争，寻求出路，到中国自费留学，试图借北京大学这一学历品牌，再回国应聘，寻求出路的学生占多数。韩国学生们一般不愿意正视这些现状。他们经常放学之后集体到五道口这一“韩国村”（因为那块地区到处都是韩国人，满耳都是韩国语，所以大家称之为韩国村）喝酒、打架，时常闹到凌晨才回宿舍。周围人对韩国人的评价，实话实说，是极低的。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还经历过一件深感震撼的事情。
2006年6月12日，北京时间21时，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日本VS澳大利亚，我在勺园跟其他日本同胞观看这场重要比赛的直播。上半场26分时，著名球员中村俊辅进球，我们以为日本队赢定了，处于乐观和兴奋中。到了下半场最后一刻钟，39分、44分、47分时，澳大利亚队连续三次进球。每一进球，整个勺园建筑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动荡着，原因是韩国留学生渴望澳大利亚队打败日本队。结果日本一比三输了，韩国学生特别亢奋，通宵喝酒庆祝。我们日本学生当时在宿舍里真没面子，我跟同胞们说：“如果韩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咱们肯定支持韩国队是吧？毕竟同样是东亚的队伍，更是邻国。他们怎么会这样呢？”那场比赛让我清楚看清了他们心底的秘密，并感觉到，韩国人的反日情绪根深蒂固。
谈到反日情绪，我就必须谈到北京大学从2004年开始举办的著名国际交流活动——“国际文化节”。国际文化节是北大各国（包括中国）、地区（包括中国的港澳台）的学生们以展台表现的方式向全校学生以及在华外国使节代表、企业，国内机构、媒体、民众等展现各自的独特文化，提倡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精神。我在来华的第二年参加了首届文化节，那个时候，日本展台表演了茶道，受到了参与者们的好评。
第二届我是以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的身份参加的，是有责任率领250名左右的日本留学生，争取在华的日本大使馆、基金会、企业等机构支持文化节的。我参与了全部过程。那是2005年10月22日，蔚蓝的天空，清凉的空气，热闹的气氛。“第二届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在校内校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为日本展台的负责人，我想由衷地感谢校方对本届文化节付出的一切努力以及各国留学生的积极参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11）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那届文化节的筹备过程，并给大家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北大人都知道，国际文化节一般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在百年讲堂广场及其附近主办的。2004年4月24日首届文化节圆满成功之后，校方、各国留学生都为第二届文化节做准备工作。时间定在2005年4月30日。我们日本留学生为筹备工作付出了许多血汗。校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如此。结果，举世瞩目的文化节被延期了。
为了说明文化节被延期这一决定和其原因，北大国际合作部通知各国留学生，开了个内部会议。校方很遗憾地面对着我们，给出的原因类似于“那段时间校内外的行政、事务工作很繁忙，无法完整地组织国际文化节所需要的资源”。但在座的各国留学生代表们都很清楚，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表面的，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到时候现场会混乱而失控。说得白一些，就是怕出乱子。
那么，当时怕什么呢？2004年第一届在4月份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举办，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后来的各届也都办得有声有色，到2010年，已办到第六届了。那么，为何只有2005年的时候如此谨慎，如此害怕“乱”呢？
背后的担忧是反日情绪。之前4月9日在北京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反日*，早上八点从中关村海龙大厦出发的*队伍经过北大西门、清华西门，最后到达位于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最终扩大到一万人的*队伍向大使馆投扔石头、鸡蛋、塑料等，也波及了日本餐厅、日本企业所在的建筑大厦等。一周前，4月2日，四川成都的华堂被民众袭击，几乎同一时间在广东地区，反日*从深圳开始蔓延。一周后，在沈阳、上海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日*。上海那天*的规模最大，*消息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大范围地流传……
在北京*的那一天，我还做了回“特务”，就是一方面绝对不让北大日本留学生参加*，同时，自己“潜伏”在*队伍里面，了解*队伍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给日本使馆的有关人士，以便让他们及时掌握信息，提前采取措施，保护在华日本法人的安全，这是理所当然，何况我是留学生会长，与日本大使馆是有联系渠道的。这样做，我认为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毕竟，两国都不希望发生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的工作，可以悄悄起到保险阀和预警器的作用。
不必讳言，2005年3月到4月那段时间，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国内充满着反日、厌日、嫌日情绪，举办跟日本有关的活动，几乎100％可能受到中国愤青们干扰。国际文化节是对校外开放的，谁都可以进来，自然谁都可能来凑热闹、搞热闹的。校方最后下决心决定延期，自然，这个决定也一定不是校方的擅作主张。虽然这一决定让我们日本学生感到难过，当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尤其是作为我的伙伴一起参与策划、筹备工作的经济学院的师姐（她毕业后去《朝日新闻》当了记者）今村优莉很伤感，流了很多眼泪。开完会后她坚决不接受校方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