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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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8年对我来说很不寻常。是我24岁的本命年，是我从在华留学生活的基地——北京大学毕业之年。2003年“非典”高峰时以“三无状态”（不会中文；没有中国朋友；没有人民币）来到中国的青涩少年，这时已变成了一位受到关注的观察者和写作者，这一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我在华留学的五年时间非常充实，令人满意。刚刚享受并适当参与北京奥运的活动后，可以轻松离开北京，面对下一个阶段的生活，难道不是很完美的结局吗？
结果却并没有这样圆满和顺利。7月毕业之际，我感到无法解决的困惑：毕业后该怎么办？高中毕业后紧接着来北大留学，顺利得超出预计，也许因为太顺利了，才无法确定下一步的规划。之前，笔者从日本、欧美等150家左右的机构和企业拿到了所谓“offer”，都不是我主动申请的，都是对方主动邀请的。其中的一家开出了年薪100万人民币的高酬，说没动过心是骗人，但最终我放弃了，不止放弃了这一家，而是拒绝了全部offer。不为什么，只是直觉：中国这个21世纪举世瞩目的国家，值得而且有必要继续跟踪、观察。目睹了中国成功举办奥运，难道奥运刚过就走了？这样太功利了吧？
当时许多日本长辈们建议我立刻离开中国，理由是“你在中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从长远发展看，过多沉淀于中国对你并非有利，应该换个环境，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去美国留学”。长辈们说的也许很正确，很合理。长期观察中国是应该的，但必须变换个角度和环境，这样才能使观点和立场更加平衡而客观，也才能避免被有色眼镜看待，淡化在一些人中“加藤是个亲华派”的印象。去美国是个不错的选择。日本人对美国的依存度和忠诚度是非同一般的。对我来说，既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了解决定未来日本走向的两个大国，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未来立场，才更有可能被日本主流社会、主流部门与人士所接受。
后来我没有听取长辈们的建议，自己决定留在中国，继续观察“后奥运”的中国。刚刚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奥运大盛典，我本以为一切都会平稳下来，自己也可以稍微静下来，做安静的观察与思考。但始料不及的是，2009年的大事毫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五四运动90周年、“7·5”事件、绿坝、阅兵、打黑、地王、甲流、保八、奥巴马访华、减排以及哥本哈根……大时代和大环境持续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意志和毅力，似乎是为了看中国人能否挺住，如何走出去和引进来，如何尽可能理解来自西方的声音和压力，并让往往对中国带着傲慢与偏见的外国人能以此为契机改变对中国的印象。在国家社会转型中的关键时刻，中国人面对的环境，可谓毫不平坦，毫不轻松。
2009年过去，迎来了2010年。此刻，我无法判断，当时抛开一切机会和建议，留在中国继续观察，这一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个只能等到将来才能进行恰当的评估。不过，即使到时候的评估证明自己当时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也不会后悔，也不会感到丝毫的遗憾。
前几天跟一位我国领导人聊天，他竟十分赞同我当时的选择，毕竟中国的国情很特殊，不能以一般的经验主义去看待，他说：“你还是很有眼光的。”但他接下来口气一转：“但你看起来很疲惫，透支很厉害嘛。为了你的健康，也应该放松下来，换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很有意义的。你就以维护健康、扩大视野为理由，明年离开中国吧。”笔者回应说：“您说得颇有道理，其实去年没离开，给了自己一个借口：被大国诱惑了。从人生的长河看，我宁愿被大国诱惑，这是值得的。”
我仍不知2011年会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就像绝大多数中国80后对自己的未来也无法把握，茫然浮躁一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领导人还是老百姓，都带着矛盾与困惑奋斗着，仿佛这是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阶段相互联结，与生俱来似的。
但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不管今天如何，明天依然会继续。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各位读者稍微解释一下本人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这是我自己25年人生的*，也是写给正在与癌症拼命抗争的父亲看的。这本*也是我对父亲的“送别书”。任何一个人出生都不是经过自己的意志，而是由父母的意志决定的，我是“被”生下来的。没有父亲和母亲，自然或必然没有我这个生命的诞生。每逢生日，4月28日，我都深深感谢父母，那一天，被庆祝的不应该是被生者，而是应该感谢孕育生命并抚育生命的父母。假如我将来有了孩子，他或她一定也会为我祝福的。这是我理解的生命的逻辑、生命的伦理。
本书从我的降生谈起，依次描写了我从幼年到现在的全部生活。调皮的我，当“童工”的我，与黑道谈判的我，从事长跑的我，来华留学的我，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我……我在“非典”高峰时到达北京，我的第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是怎么学了中文这一最难掌握的古老语言的？我在北京是怎样生活的？我是如何看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我如何评价中国教育现状？我跟中国年轻人如何交流感情、碰撞思想？汶川地震后我做了什么？奥运期间我是怎样度过的，有哪些特别的经历和感触？我和中日领导人有哪些接触？我如何分析崛起中的中国现状，如何预测其前景？“观察中国，反观日本”是我在中国扮演观察者过程中奉行的座右铭。那么，我如何反观祖国的内政和外交？在中国，我有没有获得对日本有用的新的发现和启示？中国人和日本人有没有可能超越历史，和谐共处？
这些问题，在书中都有或深或浅的表达。我的经历也许并没有那么跌宕起伏，但也绝非平淡无奇；我的观点也许并非那么无懈可击，但却十分真诚。希望大家把这看作一个正直的日本青年心声的倾诉，表达的是一个目前仍生活在中国的日本80后的真实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其中有深深的中国经历在起作用。
加藤嘉一2010年3月5日写于北京某角落
引子（1）
1月21日晚上11点，刚刚下飞机，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全身都疲倦，刚上了出租车，手机响了，“这么晚，谁打电话来了，真不礼貌……”对方号码好像是乱码，应该是从海外打来的。唉声叹气，勉强去接，“Hello……”
“是嘉一吗？”一听就明白，吓了一跳，居然是我母亲打来的。
“噢，妈妈，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母亲说：“刚才我打了你手机好多次，但一直关机，终于打通了。”
“噢，对不起，我刚下飞机呢。”
我很少跟母亲通电话，我们母子之间一向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除非有什么急事或大事，我们一般是不通电话的。有个说法叫做“There is no news， it is a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母亲这么晚打电话来，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在一瞬间调整状态，做好心理准备，安静地跟母亲说：
“妈妈，出了什么事吗？你的声音好累啊，没事吧？”
“嘉一……爸爸生病了。”
“什么？他得了什么病？上次不是说他肠胃不好，医生说要吃药吗？”
“嗯，我本也以为是肠胃出了点小毛病而已。后来医生说……”
母亲的声音发抖，我能感觉到她已经流了眼泪，很想去拥抱她。
“妈妈，你别着急，慢点说，父亲得了什么病？”
“胰腺癌，他得的是胰腺的癌症。”
“……”
“嘉一？你在么？嘉一……？”
“嗯，我在。妈妈，爸爸得的病是癌症，胰腺癌，是么……有没有可能医生搞错了呢？”
“是我亲自去医院打听的。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转移到其他内脏了，动不了手术，已经晚了……”
我曾经查过，胰腺癌是所有癌症里面最“麻烦”而难以治疗的。胰脏位于胃的后面，即使一个患者那里得了癌症，也是不容易发现的。当被医生发现的时候，往往都处于“转移”的状态，而“转移”对治疗癌症来说意味着“致命”——不转移难以被发现，被发现已造成转移，这是胰腺癌的矛盾，医学界至今还没找到克服的良策。
几秒钟内想了这么多，脑海一下子变成了空白，忽然间听到了母亲的叫声。
“嘉一，你听到么？25日下午5点钟，担当的医生说必须让我们所有家人过来，听他亲自解释爸爸的病状以及今后治疗的方法。我说了长子在国外，恐怕无法回来。但医生说，必须所有人参加，说这是规定。嘉一，你说呢？你能回来吗？”
我端正姿势，脑子里立刻过了一遍接下来几天的日程安排，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但再重要，也没有比父亲的病状更重要的事情啊。我跟母亲说：
“妈妈，我能回去，明天22日一早就订机票，25日下午一定在医院。订完机票后马上通知你时间。妈妈，你先别着急，25日好好跟医生沟通，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决定今后怎么应付，好么？”
母亲还是老样子，老担心给我添麻烦：“嘉一，对不起，我知道你很忙，有很多事情，千万不要勉强，如果有事请，我来跟医生解释一下你来不了。”
突然想起少年时代。母亲一向这样。我们家过去遭遇过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也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局面。爸爸的公司破产，母亲拼命赚钱照顾我们，逃债的日子，母亲是最累的，十多年的奋斗，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三个孩子……每当听到母亲跟我说对不起，我都控制不住情绪，忍不住想流眼泪……
引子（2）
“妈妈，现在正是需要一家人团结的时候。要是我这个长子此刻不发挥作用，我为什么活着？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你不要担心，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等我消息。你那边已经过了12点吧，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好好睡觉，好么？”
“嘉一，谢谢你。你也不要太拼命，早点休息。”
“谢谢妈妈，我明白了。晚安。”
“嗯，晚安。”
接下来，我在出租车内给有关人士打电话，把未来几天的所有安排都推掉了，没说理由。
匆匆忙忙地回到北京的家，看了手表，过了12点了，躺下来，不知为什么，睡不着觉——那天晚上是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彻底失眠。
天亮了，在沙发上坐着，什么都不想，到了8点，给携程网打电话订机票。订了第二天（23日）早上北京飞往东京，26日早上东京飞往北京的往返票，一共3800元（含税）。确定可以回国了，立刻给母亲打电话好让母亲安心。我接着开始在脑子里计划回北京后的安排：26日中午12点多到达北京，15点到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凤凰会馆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录制，谈“撤销驻京办”；晚上回家写《金融时报》专栏；27日下午参加图书策划会议；晚上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的录制，谈“2010年中日关系会不会大突破”；28日上午飞往上海，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