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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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儒家学说的胜利，不如说是沉沦。从此儒学被皇帝们“敬”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只有一根筋了，纷纷献了身体捐了脑袋，做了皇帝的奴才。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再是开放性的了，而是紧缩型的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少出现思想大家。
对于我的“汉武朝以降，百家争鸣只剩孔家店独家经营”这样的观点，有人会站出来反对，说儒、道、释三家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我来打个比方，“儒”、“道”、“释”虽是玩物，但身份不同。“儒”是教主大人的正妻，时刻在摆在场面上的，而“道”和“释”则更没有地位，只不过是教主们的小妾罢了，用得着的时候借身体用用，用不着的时候打入冷宫。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宋代以后，“儒”的势力更是强大了，也将“道”和“释”纳为小妾，与教主大人共同开发她们的“贱躯”。道家追求的是成仙，“仙”望形生义，是“山人”组合，山人自然是不管朝廷这破事，只想乘鹤羽化，所以政界失意的文人，几经碰壁会选择做“山人”的；而佛家追求的是遁入空门，“佛”望形生义，是“弗人”组合，绝情禁欲根本不想做人，属于出世之流，所以政界失意而又情场失落的文人会选择做“弗人”的。经过这一番比对说明，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要道家、佛家跟儒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唯心主义”了！试问哪朝哪代，列班于朝堂之上的是清一色的道士和佛徒？
自汉武朝后，知识分子在儒家的旗帜下一路高歌，到了唐朝，新时代的“明君帝范”唐太宗李世民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我彀”。看来皇帝做教主，都做得心里舒坦着。
从儒家学说自身的发展而言，形成于先秦的儒学系统，尚处于初级阶段，尚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体系的完善，形成完美的教规、教条。所以中国文化在汉武朝之后，元代之前，依然是昂首前进，继续发扬光大的。
三、朱元璋与“八股取士”
盛极必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朝，也算是气数将尽，差不多已是尸居余气了。
衰于明朝，当然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这位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曾处于社会最下层，在地主家放过牛，在寺庙里挂过单，在流浪中讨过饭，在落草时打过劫，吃了不少苦头，可谓仇大苦深。草根教主原名叫朱重八，元末时期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投奔造反派郭子兴，做了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后，便改名朱元璋。这名可改得非常“又红又专”：“朱”同“诛”，“元”当然是万恶旧社会“大元朝”，而“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合起来就是“诛灭元朝的利器”。
草根教主果然是诛元利器，一刀一枪不仅做了元朝的掘墓人，而且“喀嚓”掉了张士诚、陈友谅等红卫兵“战友”，拼出个堂堂正正的大明江山，并开始了他“刚猛治国”的明教教主生涯。
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革命成功的草根教主“爱憎分明不忘本”，他是代表着草根阶层的利益，而文人士子代表着精英阶层的利益。所以，草根大王对文人士子从娘胎里就带着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士”不管怎么样，即使是万恶的旧社会元朝提出倒行逆施的“九儒十丐”等级观念，但是“士”这阶层无论怎么贬抑，却始终是官僚的后备队伍，而且“有钱有闲”才可以读书，才有资格做文人士子。而草根们呢，草根却永远是草根，要么给阶级敌人做牛做马，服侍地主的牛群；要么给洪七公帮主做徒子徒孙，沦为丐帮成员；要么抡起两板斧头闹革命，上梁山去替天行道。纯种草根要想翻身成主人，千古而下，仅是朱元璋一人。
正因为这种阶级仇恨严重的影响了草根大王的思维。一旦他手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后，阶级仇恨的种子就像酵母一样发酵膨胀，便酿成了他对官员、富户、对文人士子的猜忌和仇视。于是，教主大人磨刀霍霍向文人士子了：
首先，这位明教教主发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当上了这个斯文国度的教主，就给自鸣清高的文人士子们打制了一双小鞋——“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我们这位明教教主改革科举制度，是狠狠的“与时俱进”一把，可谓是摧残文化的点睛之笔。客观而言隋唐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华文化史的一项进步发明，唐宋以来是重考经书背诵理解和诗赋、时务策的写作，对文学水平和治国治民的见解要求较高；而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知识有限，读不懂文人士子“柳暗花明又一村”式“卷舌舌、绕肠肠、摇头头”的文章，所以要简化考试程式，采取“八股取士”。
这个怎么样的“行政作为”，可以打个比方说明：为贯彻落实明教教主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教委对孔家店进行严查，开展专项整治。最后，规定了经营范围：朱熹的《四书集注》；规定了经营程式：八段式，依格式填写。
这种取士的制度只许鹦鹉学舌，禁锢掉自己的思想，闭眼去追思古人的话。其结果自然是培养一批奴才，只会大喊：“教主英明神武，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文人士子仰教主之鼻息已久，为了能站在朝堂之上，即使再小的鞋也穿得合脚，而且还能翩翩起舞。所以，明朝的文人士子乐此不疲的做起“书呆子”来，依然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子。
再次，明教教主创造了体罚教徒的“文字狱”。明教教主喜欢玩“躲猫猫”的游戏，体罚一下教徒，耍耍淫威，动动屠刀。他或望文生义，或因文义而引伸，对一些字词，尤其是涉及到他的不光彩的过去的字像“僧”、“光”、“贼”等，从意义或形声上加以曲解，构成对作者的诛杀之罪。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居心叵测罪不容诛。
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该文人士子倒霉，谁叫你们做了奴才还要急着献媚，结果脑袋纷纷与身体说“拜拜”：
浙江教育厅厅长林元亮为海门卫长官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则”与“贼”音近而附会，下附同）之句，结果被教主大人革掉了反动的脑袋。
杭州教育局局长徐一夔说“为世作则”，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结果脑袋被教主大人当葱拔了去；
北平教育局局长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之句，结果脑袋轻轻的挥别了身体，留下一滩淡淡的血迹；
桂林教育局局长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结果请来了一家叫“搬脑袋”的搬家公司；
常州教育局局长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生”附会为“僧”），结果脑袋造起身体的反，落下一个碗大的血疤；
沣州教育局局长孟清为本州作《贺冬节表》，内有“圣德作则”（“则”附会为“贼”，“圣”附会为“僧”），结果脑袋和身体竟然玩起拔河比赛；
陈州教育局副局长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与“兽”音近，“域”疑被误读为“或”，与“祸”音近），其实是说“人人得尽天年的太平盛世，皇帝千秋万代”，结果教主大人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不耻下问，上门来借周局长的脑袋用用；
更离奇的是，说“体乾法坤”中的“法坤”是暗示“发髡”，秃子就是和尚，用心阴毒，是污蔑教主大人在寺庙里挂过单，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杀！“遥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八卦皇帝的是非，杀！“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杀！杀！杀！
……
最可怜的莫过于大才子高启，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被教主大人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教主大人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其他辅佐过教主大人的刘基、宋廉等柱国能臣，也是文人士子出身，也惶惶不得终日，难以善终。
刚猛治国的元璋教主，令天下士子苟延残喘，不敢有自己的声音。从此，中华文化更无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满清窃得大明江山，这又是一次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而取得统治权。“建奴辫子”根本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所以继续沿用明朝的路线方针，将“八股取士”发展规定字数的版式，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将“文字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直到二十世纪初，*、科学的思想浪潮涤荡中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才一改“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中国文化又碰到一个生猛的强人——毛泽东，他发动了“*”革了“新文化运动”的命。
四、毛泽东与*
谈到毛泽东的“*”，须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说起。
“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文化史上被称为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中华民族文化的爆发。“新文化运动”得名于孙中山，思想主导者是胡适，执牛耳者是蔡元培，挥旗呐喊者是鲁迅。一时间涌现出很多大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仅仅泊来了*、科学的思想，而且本土的民粹思想、新儒学思想得到长足发展，应该说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如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三*义者孙中山、无产阶级文化论者李大钊等等。争鸣的气氛也很浓，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和主张文学无阶级性的梁实秋笔战八年，可谓是文化上的“八年抗战”，两人虽立场不同，但照样可以辩论，出现文化史上少有的“大鸣、大放、大争鸣”气象。这个时期最难能可贵的是，涌现出一大批大家、泰斗：在国学研究方面有辜鸿铭、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季羡林等，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在文学创作方面有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张爱玲、巴金等，他们留下那个时代的思想轨迹、民生状况；在思想建树方面有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李大钊、张君劢等，他们纷纷提出建国纲领……可谓众星璀璨。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对国人进行“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个性解放与个体自由的思想启蒙，这个启蒙运动没有被抗日战争打断，在内战中也在顽强的继续。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运动”就急遽走向死亡，最后被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革“新文化运动”的命，寿终正寝，成为历史记忆。
说到“*”，就得谈谈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凭心而论，主席同志是伟大的，是最有骨气的中国领袖，是在他的带领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起红色中国，揭开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是在他的带领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