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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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的春节，姐弟两个连口肉都没有吃。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包成了饺子，托人带给了在机场看堆儿的张文光，还带去了按人头派买的花生、瓜子。他们自己吃的是窝窝头。那年月，连花生、瓜子也是属于稀罕物之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按人头买一点，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的。张文光知道孩子的处境，哪能吃得下？当着给他送饺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说：“全是我把他们给害了！”那人安慰他说：“想开点儿，认命就是了。”那人还说：“人生在世就那么一会事儿，等孩子长大、有个工作就好了。”
张文光也有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陪着转业兵到资料馆查阅资料。转业兵是党员，但看不懂资料内容，得让他去看，然后再讲给他们听；而他虽然能看懂资料，可他是没有政治资格看的人，必须是他陪着转业兵一起去，而实际上却是转业兵陪着他，他只是去扮演那个有实无名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依旧释然，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干了工作。转业兵们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就毫无拘束地和他随便聊天。他们甚至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听杨机长说日本人把榔头叫“蛤蟆”？他解释说，不是蛤蟆，是“HAMMER”。还说，这是日文中的外来语。
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儿和儿子初中毕业了。工作？哪里有他们的工作。平常人的孩子都不好找工作，他这么个右派、特务的孩子到哪里去找。他只有厚着脸皮去找队领导，请求给孩子们一个干临时工的机会，他说：“要是家在农村，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去了。可是，现在您看，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出去找工作，我这情况是明摆着的，肯定是找不到。要是不让他们干点儿活，还不慢慢就学坏了？不管分配他们干什么，只要能在队上干个临时工，我就放心了。”他看领导有点犹豫，就又补充道：“您把他们给安排好了，不是也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吗？我要感谢您一辈子。”事后，他自己都觉得好笑，怎么就能说出那么违心的话呢？可是，他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丢人。为了孩子他怎么都行，他是罪孽的源泉，在他心灵深处笼罩着的阴暗早已经不认为说假话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了。为了孩子才是真的。那年头，谁不是整天地说瞎话、假话？大约在张文光说这些话的前后20几年里，假、大、空在逐渐地乃至是毫无节制地蔓延。不说假话行吗？问你“人民公社好不好？” 你虽然吃不饱，但是得说“好。”要不然，你就是阶级斗争的斗争对像；问你“这麦子能收1000斤吗？” 你明明知道只能收400斤，但是你得说“肯定能。” 要不然，你就会被无产阶级专政；问你“大海航行靠舵手吗？” 你得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而且还得一套一套的，要不然，你就会被打倒，而且还要被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人们开会时说一套，散会后又说一套；出门在外说一套，回到家里又说一套；当着领导说一套，背着领导又说一套。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在昧着良心搞人整人的事情。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大家都早已在心里厌烦了那些，人们盼望的是平平安安地和和睦睦地工作和生活。相比之下，张文光那点儿违心的话，就根本算不上数了。后来有人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所以发生了没有估计到的恶劣状况就是和“假、大、空”的风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人为加重的灾害。在后来极力宣传的大庆人的“四个一样”里，就有一条是“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这是不无道理的。领导终于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安排了他的两个子女。他们都在地质队干临时工。女儿在钻机的食堂做饭，为了多挣几个钱，有时她要干点背白泥上山这样的辛苦活儿。儿子张胜利在钻机劳动。由于他父亲的问题和临时工的身份，所以，他要比别人干更多的重活、累活。他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和侮辱。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习惯了，或嗤之以鼻，或置之不理，日复一日，如此而已。
杨义比张胜利小1岁，在其父母的教育下与张家姐弟关系甚好。他们本来是一个班里的同学，只是初中毕业以后杨义又接着念高中，现在他已经高中毕业了，而且考上了大学。他原来报的是地质专业，这是杨志和的主意，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成为像张文光那样的有本事的人，因为他总觉得张文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却是“钻探工程专业”，他有些不十分满意。但是，毕竟儿子是大学生了，他还是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向外流露着，一提起来，他就美孜孜的，笑得嘴也合不拢了。平时就好开个玩笑的他这阵子却总要接受别人的*：“唉！你儿子考上状元了，你得请客呵！”他立刻就会回答：“到家去！想吃什么，让你嫂子给你做什么！”于是那人又说：“在家里就打发了？要上馆子才行！”他当然也不含糊：“你说，是北京？还是上海？随你挑！”
杨志和真是个交得过的朋友，他认定张文光不会自己编造历史，他从心底里认定张文光是个好人，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就拿所谓反对苏联专家那件事来说，他就觉得不是事实。先别说那位专家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只就他不去现场这一点，肯定不会比张文光更了解实际情况。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假汇报，他认定这纯粹是整人。所以，他让杨义抽时间去看看张文光。杨义听他爸的话，专门到山上看望了张文光，说他考上了大学要走了，让张叔保重。他还说，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找他爸，是他爸让他捎的话。张文光有些感动，他说：“好好念书。胜利就没有你这福气，是我害了他们。回去问你爸妈好。就说我这里还好，不用惦记。”
地质队出了个大学生，也算是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队里开大会欢送杨义上大学，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家长讲话，然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当了兵的二柱子正探亲在家，他拉着杨义的手不断地叮咛、嘱咐着。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分别时总是要恋恋不舍的，当年送他当兵时杨义也是这个样子。送杨义的汽车拉着杨义和他爸、妈，还有他的行李，以及人们送给他的罐头、水果等慢慢地穿过送行的人群，在“慢走！再见！”的呼喊声中渐渐地驶向远方。
这边锣鼓刚停下来，远处的锣鼓声音却又传来了。还没有散去的人们自然就又驻足观看。原来是山里的农民敲着锣打着鼓正在向地质队走来。他们还赶着一辆牛车，拉车的黄牛牛角上挂着红花，车上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那孩子白白胖胖的。他们大摇大摆、有说有笑地就进了地质队的院子，好像谁也不在乎似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他们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们声称要找领导做主，让他们把女婿接回去，他们说今天是专门来为村里的一个女子请女婿的。“谁呀？”有的人还纳闷呢。“不就是抱孩子的那个嘛。”说这话的一定是个“明白人”，因为他看出了这是个瓜女子。这种号称瓜娃子、瓜女子的人其实就是智力低下或者是极其低下的低智商儿，说白了就是傻，但又不仅是傻，还有近亲联姻造成的各种畸形。这纯粹是用一种悲哀换来的另一种更加悲惨的悲哀。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通的地方，尤其是在山里，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落后，因为太穷，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也因为太落后和交通太不方便，他们的女儿也嫁不出去。他们几乎是“远在深山无人问”的人。这个山头上、那个山腰里，零零散散地住着三家或两家，有的干脆就是他们一家。大凡这种地方，都是有一点儿淅沥的小泉水，他们便围出一个集水坑，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为了开一个会，他们就每家出一个人，带着火把从黄昏就出发，等回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只能是近亲结婚，所谓“亲上加亲”，有的甚至是兄妹亲，叔侄亲。他们就这么一辈一辈地传承着所谓的瓜娃子、瓜女子。这种瓜娃子、瓜女子也是“瓜”得不尽相同，各种各样。严重的有的不能直立只能爬行，有的不会穿衣吃饭而是爬在地上用舌头舔食，父母怕他们走丢了或者是弄出什么乱子来，就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拴起来，以便于照看，真是惨不忍睹。今天来接男人的这个瓜女子，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了，因为她能基本自理。瓜女子一会儿笑着看看周围的人，一会儿又笑着看看她怀中吃奶的小宝宝。看得出来，她是想把孩子他爸叫回去。
一个大难题摆在了地质队领导的面前，也摆在了全体员工的面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但影响和当地的关系，而且可能会闹出人命的。
队领导和生产小队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看来这个谈判还真是艰苦。在外面等着的村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忍耐力，他们有的已经急眼了，开始说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他妈的，真是人软*硬，敢干不敢应！” 也有的说：“我们这闺女还亏了你们不成？不识相的东西！” 更有说得厉害的：“地质队的人咋就这么蛤悚（hasong）？接回去得先好好抽一顿，换换他这一身悚骨头！”里面的谈判也从客客气气变成了针锋相对。只听小队长说：“我就一个要求，你让你们的人都站出来，我让我们玉凤找一遍，找着了，就跟我们走，拜堂结婚；找不着，算她命薄，没和男人过日子的命。以后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时候再拜堂。” 队领导说：“她要是记不清，认错了人可怎么办？”小队长相信他们的玉凤是没有问题的：“这你放心，她不会认错的，我心里要是没有这个底，今天还敢来？” 小队长信誓旦旦地和队领导叫板。
“你就能肯定准是我们队里的人？就能肯定她认不错？”
“你是真能磨呀。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让他们自己在你们队里找，找到哪家，就住在哪家，我们不怕丢人，你们也别怕丢人！”说完，小队长还真的要一走了之。
“别走呀，好歹在我这儿吃个便饭。”队领导说。
“先找人，后吃饭。现在吃什么？找到人要吃的是团圆饭！”
“要是找不到呢？”
“不可能！要是找不到，今后我不跨你这个门！”
这是两个队长的较量。
有句话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队领导现在是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首先，是不是队里的人做的这件事，他心里没底；他更怕的是这位玉凤姑娘给他来一个假戏真做，那样的话可就有冤枉的有偷着乐的了，而且可能还会留下大的隐患。另外，要是不答应小队长的要求，这些农民兄弟还真敢挨家挨户地来个大闹地质队。传统方面的中国人就怕这样的事情和自己联系起来。今天这阵势，已经把不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