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狂人任志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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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住房的购买者。”
“央行给出的定义既不是统计标准的第二套住房,也不是风险防范的根源……”
任志强无疑又认为政府错了:“当多重社会矛盾并存时,用单一政策很难达到预定目标。常常会在双刃剑的作用之下,为治心脏病而引发了高血压病,因治肺病而伤了肝和胃进而产生并发症。当医生给病人打青霉素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药用反应试验,否则可能未治病而先要命。”
2008年,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终于开始显现,以深圳为首的各地房价开始大幅下降。此时,经济学专家们又开始担忧房价暴跌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于是开始集中探讨“救市”问题了。
而任志强却以《不是救市,而是纠错》为题写了一篇博文,告诉政府: 房价不是你的事,你管不上。况且你又不是医生,没有能力治病。
此人何其嚣张,丝毫不懂谦虚为何物!但是,任志强不仅逻辑合理,其推论的结果大部分被验证了。
难道政府的专家、院士们还不如一个任志强?对于官员们的指斥,任志强一律以“鬼话连篇”奉还。是地价抬升了房价,还是房价带起了地价?这或许就像是先有鸡生蛋,还是先有蛋变鸡的问题,难有求解之道。但任志强敢斥政府官员的话为“鬼话连篇”,其胆识由此可见一斑。
炮轰媒体
“任大炮”火力十足,轰完政府觉得不过瘾,于是就掉转炮口对准媒体,以“报媒体断章取义之仇”。
在给“小潘”的第二封信中,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对媒体的态度:“不管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工作,记者们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媒体的事儿最重要。好像我没有其他的工作,只是为了媒体在活着。”
霹雳金刚“任大炮”(4)
2005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年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有记者和任志强谈起“炒房团好不好”的话题,一向坚持认为“炒房有理,炒房无罪”的任志强放出狠话:“我认为市场就是买卖,只要买卖关系是合法的、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好的,怎么说成是炒呢,如果媒体用炒来定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把媒体杀了。”
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的确有记者觉得,采访任志强是一项需要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任务。
一位女记者回忆说:“(任志强)谈问题谈得很好,见地深刻,但你必须事先做很多准备,否则会被当面指责,下不了台。”
当这位女记者在华远大厦6楼的董事长办公室见到任志强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的一股“拽”劲。当时,任志强正在堆满资料和文件的案桌上埋头写文章。没有寒暄,没有礼节性的笑容,甚至连同女记者握手的程序都被省略。直到交换名片时,任志强才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一张名片递给女记者。
任志强对媒体的不满之处还在于,“媒体根本没有弄清我在说什么,就断章取义地曲解了我的话”。他写道:“很多媒体都摆出一副如果我不接受采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曲解我的原意的架子。用我拒绝采访来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
即使是这样,任志强还是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被“曲解”,哪怕招来一片骂声。
“说实话的人最可恨,但这个社会不能只说假话。也许你说了真话别人会误会,但你一定要说,别人才能明白。” 任志强自称网上赞扬他的话从来不看,批评他的话都会仔细看,无理谩骂置之不理,如果是“确实糊涂”的,他也会回复。
“有没有看到过批评得有道理的呢?”记者问。
“没有!”任志强的回答斩钉截铁。
瞄准老百姓
近年来,经过政策频繁洗礼的任志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丫鬟”身份,终于身不由己地“替政府受罪”了。但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于是他向最没有能力还击的人——老百姓开炮了。
“房价还会涨10年”、“越宏观调控,房价越涨”、“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任志强明目张胆地站在富人的立场,屡屡口出狂言。
虽然这些所谓的任志强语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房价还会涨10年”只是在说一个大致的房价走势;“越宏观调控,房价越涨”是在希望房价不要上涨太快的背景下提出的;“我只给富人建房”后面还跟着说,政府应该承担起给穷人建立保障性住房的责任;“穷人富人分区论”仅仅是在探讨一种居住区的发展趋势。
但在区别对待中国富人与穷人的那块道德雷区,对任志强来说没有丝毫的安全隐患,因为在他眼中,那根本就不存在。穷人就是穷人,富人就是富人,作为公众人物的任志强根本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2005年1月,当人民群众普遍反映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任志强如是说:“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要先满足最富的人。”
房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过着好日子的任志强却得意洋洋地对那些买不起房的老百姓说:“你们不要买房了,我只卖给富人。”老百姓只是将唾沫星子抛给他,而没有捡起石头砖块砸他,算是手下留情的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霹雳金刚“任大炮”(5)
当然,也有分析者认为: 任志强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疑有其正确之处。这一点,有学者和为数不少的网友的支持为证。
但同时,任志强是在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发言,言语中的攻击性和侵犯性,多少显示出强权者的轻慢,甚至是肆无忌惮。因此,他的发言,鲜活地勾勒出一个既得利益者真实的一面。
在抛出“穷人富人论”后,有人攻击任志强是开发商这个最有钱群体的代言人,根本不关心穷人。而任志强却这样解释道:“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样,一般人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
任志强所谓的第一重身份是华远集团的总裁。“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我要对国家负责,集团的钱不能说想捐给谁就捐给谁,这要国家同意,比如SARS期间,国家说捐100万元我们就捐100万元,没得说。”
任志强的第二重身份是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要求我对公司的股东负责。这两年捐了不少钱,大多是以这个身份捐的。”
任志强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轮值主席。“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产商,就要为行业说话。”
任志强的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我的这重身份要求我为穷人说话。我提出房地产担保制度就是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前两年,首都机场过路费从10元提到15元,我第一个提案反对,后来又重新降回了10元。”
可是,在阐述完自己的四重身份之后,任志强又说了句要挨骂的话——“但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
为什么?
我们知道任志强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陕西延安县插队,1999年,任志强和当年插队的队友一起回到延安县,他们把烟、酒、猪肉、羊肉、电视等物品塞满了旅行车的后备箱。然而,任志强发现当地仍跟以前一样贫穷,曾经住过的窑洞塌了一半,窗台上还留着当年贴过的报纸的痕迹。
于是,任志强以个人名义给村里捐了10万元,又让当地武装部挑了40多个文化水平相对高一点的村民,把他们带到京郊的一个别墅区当保安、园丁,每人每月收入五六千元,相当于当地一年的收成。
但不到一年,由于受不了有管制、有纪律的生活,这几十个人几乎都跑光了。任志强当初采取的连保连坐(互相担保)的预防措施,也没派上用场。最后连负责组织人员的地主儿子(同时也是村支部书记)都说没脸见他。
这件事情,让任志强失望之极、气愤之极。
接着,任志强又听说,村里并没有收到那笔捐款,钱到了县扶贫办就不知去向。他托付一个在当地当副县长的朋友负责监督,3年后钱终于落实到位。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村去。那里就该那么穷!那里就不该有人住。国家几次动员搬迁,但走了一些人后,地多起来了,留下的人就不走了。他们不走,就会继续繁衍,结果人又多了起来,地又少了……”
“除了自己,别人很难救得了他们。”这种经历让任志强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让他觉得没有必要捐款给穷人。
还有一次,京郊门头沟的一所小学说要建学校,华远公司主动捐了20万元。后来,校长想要40万元,因为盖学校花了120万元。任志强一怒之下一分钱也不给了,盖一所小学哪里用得了120万元?
“我们不愿意把钱捐给个人,因为把钱直接给穷人只能帮助到几个人。我们更愿意把钱捐给扶贫基金,因为扶贫基金不是一对一的,它能够创造更多的产值,能够通过培养一个孩子拉动10个孩子。”
事实上,仅2005年一年,任志强就捐助了117个基金。
任志强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数据、有事实、有逻辑,他就不分场合、不分时机、不分对象地屡屡放“炮”。但他的每一句狂言,在经历了无数唾沫星子的回应之后,还能保证语法上和逻辑上的正确性。因此,任志强在成为靶子的同时,也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偶像。
对于一个不受道德规训羁绊的人,很难再从道德的视角来观察他。那么,当道德解释对他失效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哪个角度来解释他?也许只有任志强自己才有这种洞察力。他曾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如果单纯地讨论任志强的话语风格,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 人们胡言乱语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再把这句话翻译成中国的俗话,那就是: 屁股不仅决定脑袋,也决定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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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商“三位一体”(1)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人成功的一条逻辑链。任志强强硬直率的个性无疑对他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什么决定思想呢?
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说: 你的童年决定了你以后的人生!小时候习惯于偷鸡摸狗,长大了不一定会把牢底坐穿,但至少成不了民族英雄。
任志强已经年过半百了,而且这半个多世纪非同寻常,因为其间发生的大事件太多太多,从“四人帮”到“文化大革命”,从大锅饭到责任制,从恢复高考到土地改革……所以,任志强的人生经历相当复杂。
任志强首先是一个商人,但他曾经是个军人,并且还有半边屁股坐在政治家的椅子上。所以说,任志强有着集军、政、商于一体的复合性格。
军人任志强
面对记者,坦言12年军旅生涯培养了自己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现在最怀念的是部队的那首歌——《钢铁的部队》,这便是军人任志强。
任志强18岁就入伍参军,从小兵干起,官至参谋,直至而立之年才退伍经商。在部队,任志强历任排长、参谋等职。7个二等功和三等功的军功章充分证明了任志强不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