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面之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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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奇迹（3）
比赛前的几分钟，我慢慢地走过热身区，最后开始戴上耳机听阿姆（Eminem）的《直到我崩溃》（Til I Collapse）。我喜欢hip…hop，最近一年我每次比赛之前都听这首歌。我记不全歌词了，开始的那段大概是这样的：
或许你很累，或许你很脆弱
累的时候你想要放弃了吗？
问问你的心，找出那内在的力量
我拿毛巾擦擦我的出发台，今天是4号泳道。我摘下耳机，踩着台子压压腿，先右后左。站在出发台上，我又活动一下腰，双臂举过头顶，快速地抡了几圈。然后就做好一个起跳的姿势（双腿一前一后站立），等着哨声准备出发。
我一跳进泳池里，1984奥运会游泳冠军罗迪·格恩和一个NBC的奥运解说员就开始向观众们讲解：“这场比赛的结果会让美国人认识菲尔普斯。”400米混合泳包括蝶泳、仰泳、蛙泳和自由泳，各100米。这项比赛，我的计划很直接：在游蛙泳之前尽可能领先其他选手，最好能超过他们两个身位，因为蛙泳是我的弱项。鲍勃让我比平时的纪录快一点点，不要拼得太凶。
结果，蝶泳的分段计时是秒，比我一个月前参加长岛奥运预选赛时打破世界纪录的还要快。事实上，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感觉发挥得好极了。
我有个转身时看计时器的习惯。我知道我达到预定目标了，而且我已经感觉到，和计划的一样，我已经领先旁边选手两个身位的距离了。
蛙泳的速度其实很慢，因为在游蛙泳时，你的手不能击打水面，如果要游100米，用蛙泳游要比自由泳多花十几秒的时间。蛙泳过后，我领先的距离没有改变多少。就差100米了。
当我开始游50米时，我瞥了一下左面第3道意大利的埃莱梭·伯吉亚托，他还没游到池边；而我右边第5道匈牙利的拉斯洛·切赫也才正在触壁转身了。每次决赛中排在中间泳道的一般都是先前预赛中排在前几名的选手，所以比赛中大家都对对方非常关注。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马上要赢得这块我一直想着念着、梦寐以求的金牌了。我几乎是笑着游完那最后25米的。我在比赛中从来不笑。即使是训练的时候，我也很少笑着游，除非当我做水中放松训练时有人拼命讲笑话把我逗乐。可是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最后我是微笑着滑向池壁的。
比赛结束后，我马上往观众席上看，使劲儿找我妈妈黛比。她不仅每次都到比赛现场为我加油，更重要的是，在我生命中的任何重要时刻，她总是在我身边，给我力量。从我7岁起，成为单身母亲的她独自抚养我成人。不只是我笑着冲向终点的时候，她在一旁为我加油鼓劲，而是无论发生什么，她都无条件地支持我。所以，还没顾得上看记分牌，我就下意识地寻找她。我发现妈妈和姐姐们正站在观众席里欢呼。然后，我瞥了一眼记分牌，我的名字旁边标了“WR”——世界纪录。我把手臂举向天空，感觉就好像做梦一样，我知道我第一个抵达终点，但是不到我亲眼看见记分牌上显示出“第一名——菲尔普斯”，我怎么也不敢肯定我真的赢了。我一直等到那个小小的“第一”出现，“迈克尔，迈克尔！”我听见第一泳道的方向有人喊我的名字。哦，是埃里克，他向我游过来。我都没注意到他得了第二。我们分别得了第一、第二！“嘿，文迪特！”我大喊着，“我们赢啦！”
第一章 我的奇迹（4）
那一刻，我真为埃里克感到高兴。继我们的队友，汤姆·多兰4年前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银牌之后，埃里克也赢了一块银牌。没有人比他更配得这块奖牌了。在我们队的介绍上说他的身高是米，实际上他没这么高。他的身体条件不像其他游泳选手那么好，但是他比谁训练得都刻苦。我从没想过我会跟一个红袜队球迷一起欢呼，但是，还有什么比跟你的队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令人陶醉的呢？
“哦，文迪特，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和埃里克在泳池里拥抱着，叫喊着。直到过了接受记者采访的混合区，我都还觉得迷迷糊糊的。我晕得早就不记得我跟记者们说过什么了。鲍勃追上了我，递给我一杯速溶早餐饮料。我需要这种富含能量的饮品，高强度训练或者比赛后，它能帮我保持体重并补充营养。“我真为你骄傲！”鲍勃说。“我觉得棒极了！”我告诉他。
鲍勃想让我尽快回到练习池，这样我可以赶快放松身体，释放掉腿中的乳酸。尤其是我明天还有三项比赛要参加，这种情况下，赛后的放松和赛前的热身一样至关重要。
每次比赛结束，我们都要参加兴奋剂检查。不过不需要马上检查，我们首先要向药检官员报到，填表确认我们被告知需要参加兴奋剂检查。那天晚上，一个药检官员走过来，像放慢镜头一样地对我说：“迈、迈克、迈克尔，菲·菲尔普斯，你有，你已经，我是来告诉你，你被要求参、参加兴奋剂检查。你可以，你可以选、选择，我、我可以解释。”“把表格给他就行了，让他签了。”这时候还是鲍勃插进来，帮我解了围。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挡这些，他帮我保持情绪稳定，从兴奋中平静下来，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但是今天有点儿难，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我来到观众席后面的训练池，到这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一边游一边笑。另一个官员走过来通知鲍勃叫我去参加颁奖典礼。“让菲尔普斯5分钟之后参加颁奖。”他告诉鲍勃。“可是时间表上说的是20分钟之后。”鲍勃不太满意。“是这样写的，不过他们还得等……”“抱歉，他15分钟之后才能去。”
颁奖仪式棒极了。我以前也曾经站在领奖台上，但我从来没得过奥运会的奖牌，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先是介绍获奖运动员，然后颁奖。之后，为表示对古代希腊运动会的崇敬，奥组委给我们每人颁发了一顶花冠。我们之前对这个都没有准备，所以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我把花冠摘下来捧在了胸前。
妈妈总是教我不要喜怒形于色。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试图保持冷静。我盯着升起的国旗，小时候的一幕幕从眼前闪过，我仿佛看见一个怕水的巴尔的摩小男孩儿，我仿佛看见一个老师告诉那个男孩儿，他将会一事无成，因为他不能专心做事情，我仿佛看见一个教练罚小男孩儿游24个来回，我仿佛看见那全力支持男孩儿的一家人。现在站在领奖台上的这个我，真的是当初那个小男孩儿吗？我闭上眼睛，就好像使劲按下遥控器，不让脑袋里的“电影”再重复放映了。
我和埃里克走过专为获奖运动员照相的区域。我看见观众席里的希拉里正拿家用摄像机拍着，我听见那个只要有一丁点儿激动就爱把一个字说两遍的多兰拼命狂喊：“好，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显然太兴奋了。正好，妈妈走过来，我把花束朝她所在的观众席使劲扔去，然后就回训练池了。
我又游了45分钟，接到希拉里的短信，就给她打了电话。“你们在哪儿？”我问她。“我们在你后面的一个栅栏门外边，他们正打算把我们轰出去呢！”
“等一下，”我对她说，“我去找你们。”
几分钟以后，我找到了她们，妈妈和姐姐在栅栏门外朝我使劲招手。我抻着身子吻了惠特尼和希拉里。然后他们把妈妈举起来也吻了我。感谢上帝，保安没有撵我们。这边没有大批的记者，只有希拉里一个人在拍照，我不需要再拼命抑制感情了。我把胳膊伸出栅栏门的空隙，让妈妈可以握着我的手。我给她看那块金牌，让她握着它，我又一次哽咽了，妈妈的泪水也止不住地往外涌。那一刻，我觉得有千言万语从脑海中闪过，可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好像在“半昏迷”状态，除了大喊“我成功了，妈妈！我成功了！”，我实在是记不得自己还说过什么。
“嗨，你们好，这里怎么样了？”一个声音说道，哦，天，我又晕了。是鲍勃，他一直站在一边，让我们尽情享受那美妙的一刻。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迈克尔，你现在有一个媒体发布会和一个药检，而且明天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
就算在那样的时刻，鲍勃也总是想着明天和下一个挑战。整个奥运会期间，他不给我一点回顾的机会。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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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紧急事件（1）
1985年6月30日，从这天起，妈妈的日程安排就被填得满满的，因为我——一个9磅6盎司（约*千克）的男孩儿——出生了。好像我是专为了把妈妈累趴下而设计的，不是我故意制造麻烦，但是小时候，总有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我总有办法把一些可以打破的东西弄到手，嗯，好吧，我好像确实有制造点儿小麻烦的“嗜好”。
1987年，我两岁。那年的圣诞前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高烧不退，情况越来越糟。我父母给儿科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让他们把我赶快送到医院看急诊。我爸爸，弗雷德，当时是马里兰州的一名警察。他把我塞进警车，一路狂飙朝距我家45分钟车程的怀特福德医院驶去。他打开警灯，拉响警笛，及时地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我得的是严重的滤过性病毒感染，这种病毒正吞噬白血球，我觉得浑身无力，体温一直升到40℃。医生说如果这种病人在一两个小时内得不到救治，恐怕就没命了。你看，即使在那时，秒表在我生命中就已经那么重要了。
我小时候喜欢在后院的花园里跳来跳去。院子里种了西红柿、土豆、玉米、豆子、洋葱、萝卜和甜瓜，我们还给它们取名字。家里有一条白色德国牧羊犬，叫撒督。它一般对到狗舍给它喂食的女孩儿都很友好。撒督以前的主人让它玩玩具娃娃，它总是要么咬着娃娃甩来甩去，要么使劲啃，用嘴把娃娃抛出去，然后再追上去叼回来继续啃。那时候，希拉里和惠特尼一个10岁，一个8岁，我只有3岁。撒督比较习惯和比我大很多的孩子在一起。一天早上，我去狗舍喂它。而它大概误以为我是个玩具娃娃，它咬住我后脖颈处，啃我。它还把我从狗舍的一头甩到另一头。它的个头儿比我大多了，我根本挣脱不开。希拉里开始尖叫，并试图拉开撒督，它就像我平时一样精力充沛，而我就好像一个玩具。直到几分钟后爸爸赶来，才把它从我身上拉开。我身上好几处都被撒督咬伤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看起来，它并没有打算咬断我的脖子。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在我家附近发现两只浣熊的尸体，经检验，一只死于狂犬病，一只死于犬瘟热。这次，我爸爸决定不再把撒督留在家里了，既然周围出现狂犬病例，如果撒督再次咬人，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至于我，我所有的幼年记忆大概就是从撒督把我当狗玩具那天开始的。
当然，我父母告诉过我要小心撒督。可是父母的警告一般情况下不能阻止我探险或搞怪的冲动。我的第一个与水有关的故事其实和游泳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7岁的时候，有一次，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