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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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是够对他的国民负责的了，日本战斗机接连击落、击伤3架“中航”的民用航班，死难者多数是中国公民，但他还是左一个“美国国民”右一个“美国财产”，那口气，似乎是要对日本说，再*，请先把飞机分两半，让美国人坐在“另一半”，你们就打中国人坐的那一半吧。最好，也别把“美国财产”损坏。
驻日大使格鲁依令而行。接到国务卿电报的第二天，8月26日，他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照会。
日本人没有“无可奉告”、“深表遗憾”这类我们今天常见的外交辞令，5天后，8月31日，日本外相作出答复：
日本飞机所以攻击，只是他们怀疑这架不明身份的飞机在从事军事活动，飞机在河中降落后，他们就没有再射击。而且，由于“涉及的飞机所属公司是一个中国的法人，这一事件并不使日本直接牵涉另一个第三者”！
整个击落飞机事件不过是5分钟，外交照会大抵也是用了相应的大致时间，双方告辞时，日本外务相彬彬有礼但又不屑，他对美国大使道：“我建议阁下，请通知你们的政府，美国，应该管好他自己的事情，这也是全体大和人民的共同心愿！”
据说，此话传到了重庆国民政府、传到了蒋委员长耳中后，这位时任国家委员长很长时间没有吭声。没有实力的政权，竟然要把“讨个说法”的“权力”寄托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政府之上。作为一国之“首长”，也着实是难为他。
没办法啊，即将溃败的政权是没有说话的权利！
日本的“答复”显然是不能让赫尔感到满意，毕竟是死了美国公民的。于是，在接到赫尔转来日本“答复”的第二天，国务卿发表了公开谈话：
……误击的说法是不大可能的，这一事件的过去和现在都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有重要关系……美国政府因而感到必须请日本政府注意，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实施日本政府一再对美国国民权利和利益所作出的保证，特别是对日本军用飞机的飞行采取措施，以消除这种飞机在危及美国国民生命和利益的情况下攻击非战斗平民的生命或财产的可能性。（注四）
美国国务卿赫尔是少数几个和总统坚定站在一起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高层政界人物之一，但在“抗议”式的讲话中，却既不慷慨又不激昂，别说“霸道”，连点硬气都没有，犹如一个年迈的老人批评一个做错事情的淘气少年。
国务卿的公开讲话只过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如同一块掷入水中的棉团。日本当局也没有丝毫“收敛”，继续攻击除空战外的任何在“空中发现的民航航班”。
1938年9月6日，在广东英德县佛岗上空击落了“欧亚航空公司”JU—52型EU—15号飞机。
1939年4月13日，JU—52型EU—19号飞机在执行河内至昆明的航班时，遭到6架日机的追杀。从越南的老街一直追到云南的矛坪上空，直至把该次航班击落。
同年5月6日，8架敌机同时对“欧亚航空公司”由兰州经西安飞重庆、途中在陕西汉中机场过站的JU—52型EU—17号飞机开火。
1940年9月16日，6架日机将停泊在重庆李家渡的中航康道尔水上飞机团团围住，一阵狂轰滥炸，直至将它击沉。
1940年10月26日，日机将正在飞行中的“欧亚航空公司”EU—25航班击中着火后迫降。
1941年6月22日，日机将执行成都——雅安航线的“欧亚航空公司”容克斯W—33型2号飞机击毁。（注五）
……
大洋彼岸依旧一个“抗议”接着一个 “抗议”，内容也不外是 “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明明是在中国屠杀的是中国民众，击落的是中国民航，做尽强盗之事，但双方说起话来，好像是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倒是与中国毫无关联。几乎就是35年前，东北“日俄”之战的翻版，只是没有“老佛爷”的出场说“此事与我无关”罢了。
小鬼子那边起先还有个“答复”，到了后来，都懒得“答复”，干脆“驳回”！
用一句现在的话就是：我就这样干了，你能把我怎地？！
大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命悬一线（1）
夹缝中的“中航”
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明了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300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
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
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
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
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从地面的节节进逼到空中厮杀，最后杀红眼冲着民航班机开火，小鬼子并非真是丧失了“理智”。其实，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其掌控之中——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道理很简单，军队没供给，海路已经切断，剩下的只有空中通道，只要把“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线堵住，断绝内地和外界的所有联络，“抗日”，你拿什么“抗”！
的确，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一切物资都无法运入，没有任何工业体系的国度里，除了在那里等待着“挨打”以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的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面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 Airways），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鬼子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
而且必须要夜航。
更像个“贼”。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
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
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鬼子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自从广州被占领后，谁都知道，所飞区域几乎是日本人基地，吴士被击落后可以迫降到珠江，而今，如果再次“迫降”，就是俘虏。虽然美日还是友好邦交，但现在，成了给中国人“垫背”。
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起码是目前。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点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也受到了限制……
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的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美方（此时，中国已经连和敌人“交涉”的权利都没有了）也曾专门和日本作过“商议”，和本国政府递交的“照会”一样，日本人置之不理。
于是，避免无线电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如下：
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注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命悬一线（2）
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
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佬。
差点“丢”了委员长
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
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电话的命令、电话、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
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鬼子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24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modore）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
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及一行随员正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唯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
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战争时期的每次出行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真要是让小鬼子给俘去……
“中航”汉口地面站的人都快急疯了。
临时抓急，好歹把为交通部飞DC—2的艾利森给“逮”到了，老艾听了负责人的求救后，倒是二话没说，马上就钻进了机舱。
看着委员长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眼下，马上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