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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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些年的阅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心灵。在法国以外，还有雪莱、波普尔、伯林、梭罗、尼布尔、哈维尔、奥古斯丁、茨威格、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康德……而且，他们不限于西方世界，他们同样出现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东方。我相信不论古往今来，只要你有心，就会有无数独立而向上的灵魂与你不期而遇。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为哥沙纳达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200…300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以及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玛哈·哥沙纳达法师》，《经济学家》2007年3月22日）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10）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了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重建人心，“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战争，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在打进人身体的时候不至于让他丧命。”m米m花m在m线m书m库m ；BOok。MIhua。NET
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他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他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还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还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经在新年来临时表达过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好了，我意识到自己恶习难改，我已近乎绝望地看到这又是一篇冗长的序文。我只是想与你平起平坐，聊一聊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想法包括忧虑，但是为了不让你过于劳累，我还是赶紧关掉我的电脑。坦率说，作为思想国的公民，我更在乎的是我是否言之成理，至于我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如加缪所说，若无生之绝望，何来生之热爱，管它呢？
2012年5月17日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1）
初版序
从理想国到思想国
“柏拉图要理想国，熊培云要思想国。”这是我写在我的思想国网站上的一句话。从“理想国”到“思想国”，首先要解释这两个国的源起。“理想国”取自柏拉图的名著Republica（原意为《共和国》）中译本书名。至于“思想国”，则语出维克多·雨果的著名小说Quatre…vingt…treize（《九三年》）。
《九三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保王党朗特纳克伯爵为首领的叛军在布列塔尼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为了医治法国革命这块“第三等级的疥疮”，他们平均每天要枪杀三十个革命党人，口号是“烧光杀光，绝不留情”。与之相对应的是，革命党人认定“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因此实施革命恐怖。正是这种“形势不由人”，革命初期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祭起了断头台，一时间尘土飞扬，人头滚滚。
在革命者队伍里，蓝军司令戈万相对温和理性。他认为路易十六是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逃跑是其本能，而革命的恐怖会损害革命的名誉。“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也都没有罪。”人们不应该为了行善而作恶，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打翻王冠，但要放过脑袋（Abattonslescouronnes；pargnonslesttes。）。
小说的高潮是最后发生在关押戈万的监牢里的思想交锋，它以对话的形式似乎揭穿了法国大革命所有血腥的谜底。在受刑的前夜，戈万对前来看望他的革命强硬派、恩师西穆尔丹说：
Voiciladiffrenceentrenosdeuxutopies。Vousvoulezlacaserneobligatoire；moijeveuxl’cole。Vousrvezl’hommesoldat；jervel’hommecitoyen。Vouslevoulezterrible；jeleveuxpensif。VousfondezuneRpubliquedeglaives；jefonde…JefonderaisuneRpubliqued'esprits。
“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uneRpubliqued’esprits）。”
本文所说理想国与思想国，各有所指。如何理解上一段话，亦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前者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国，人人都是国家的战士，奉行专制主义；后者则属于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思想的共和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千百年来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精神流变，就是一场从理想国到思想国的漫长革命。
专制样本理想国
《理想国》是一部经典的乌托邦政治读本。如卡尔·波普尔所说，世界受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对专制主义的源流考察，便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专制主义样本国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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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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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谕式启蒙运动之所赐，二十世纪，传说或幻想中的美丽新世界彻底撕裂了一个按部就班的人类世界。对于今人来说，了解启蒙者关于知识的立场至关重要。显然，在《理想国》中以启蒙者自居的柏拉图是一位典型的“真理病”患者——自己永远正确，其他人等则想当然的错误或愚昧。
苏格拉底说，一土所生，彼此皆兄弟，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只有受到过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老天造人时在不同的人身上掺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有的人身上掺了黄金，他们因而最宝贵，是统治者；有的人身上掺了白银，于是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像农民和工匠则分别掺了铁元素和铜元素。
柏拉图说，在城邦里每个人只能干一项工作，也就是那项最适合他的本性的工作。每个人应当牢记自己的职责；木匠就应该本本分分干木活，鞋匠就该老老实实做鞋。两个工人对调他们天生的位置，带来的伤害并不很大，但是如果不同的阶级之间发生流动，就意味着城市的陷落与倒退。如果城邦三个阶级（赚钱阶级、辅助阶级和护卫阶级）的任何一个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城邦就是公正的。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与西方三权分立思想不无渊源。然而，通览柏拉图主义，它更适合作为维持一个封闭社会的阶级统治论而存在。其所谓“创制一个最美好的国家，在那里每个公民都真正幸福”的理想，不过是让奴隶与奴隶主相安无事。所以，波普尔在总结理想国的五大特征时，首要一个就是“严格的阶级区别”——统治阶级是牧人和看家狗，而其他人都是家畜。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人人在思想与行动上都处于半军事化的国家。如波普尔所指出，像其他极权主义军事家和斯巴达的崇拜者一样，柏拉图相信对军事纪律的强烈需要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必须由它们制约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因为不仅全体公民（他们全是战士）和孩子们，而且也包括那些地道的牲畜，必须在持续总动员的国家里度过其一生。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
在理想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政治就是人民的生活。在柏拉图看来，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和实现统治（稳定）。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与此相反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换言之，人的幸福感不是源于人的天性以及人们关于幸福的体验与直觉，而是来自国家的定义；或者说，来自柏拉图本人的定义。说你幸福，你就幸福。如果国家提倡这种道德，一个人为了所谓城邦或国家的利益牺牲，不计较个人的自我实现，不但死得其所，而且幸福无与伦比。
哲人王即思想＋强制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在他们的城邦里，哲学家们被授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