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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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没有跟上巴黎的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3）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的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喊出“告别革命”时，他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甚至严厉责骂。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dongdui。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酿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人道主义、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是比巴黎还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4）
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为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被蓝军擒获，因为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他又折回来了。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有师生之谊，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条——当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所以在《九三年》里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具体的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废。如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主。“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为“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当已经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的“打掉了脑袋”不只是打掉了国王的脑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5）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反对派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议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本人来之前在互相开炮，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省——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最应担起的责任。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新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6）
（四）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所以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