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人鸿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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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充和的《曲人鸿爪》（4）
此外，充和不只精通诗书画曲，还是一位琴人。学者谢正光还在耶鲁当学生时，就去拜访过充和和她的夫婿傅汉思教授。大约1986年间，他又兴冲冲地带了一张从上海刚购得的古琴去请充和过目。因为卖古琴的人说是清朝的东西，谢正光想请充和确认一下。充和捧起古琴，朝窗前走去，捞起一个手电筒，往琴的龙池一照，惊喜地对谢说：“这古琴是明初永乐庚寅（1410年）二月所制啊！”前人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者，盖斯之谓欤？后来，谢正光为了那古琴，找到了许多元末明初的有关诗文，甚有心得。至今他仍忘不了抱琴也庐，得充和鉴赏的情景。
在充和的也庐里，她也教出了许多昆曲方面的得意门生，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女儿傅以谟（Emma Frankel）。傅以谟从小就学会吹笛，也唱《游园》中的曲子。充和《小园即事》那组诗的第九首写的就是这种富有情趣的教曲情境：“乳涕咿呀傍笛喧，秋千树下学游园。小儿未解临川意，爱唱《思凡》最后篇。”经过充和的努力调教，以谟九岁就能登台演唱了。
此外，充和最津津乐道的就是，1970年代后期，有一个叫宣立敦（Richard Strassberg）的昆曲学生（其实，当时宣立敦已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已在耶鲁大学执教）。宣立敦中文能力特佳，昆曲演唱技巧也极出色。直到目前，充和还忘不了她曾与宣立敦同台演出《牡丹亭》的《学堂》那一出的情景——充和演杜丽娘，宣立敦演杜丽娘的家教陈最良（并由张光直的妻子李卉演春香）。后来，宣立敦到北京去拜访沈从文先生，向他幽默地说道：“在台下充和是我的老师，在台上她是我的学生。”引得从文先生大笑不止。
今年充和已达高龄九十七，但她还是特别喜欢学生。因此学生们经常到她的府上（即“也庐曲社”）拜访她，并向她请教书法和昆曲。最近重阳节，我带了四位耶鲁学生去看充和（我的耶鲁同事康正果正好也在那里）。那天充和兴致很高，不但示范书法，让学生们欣赏她为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刚写成的“三槐堂”书法，而且还亲自唱《游园》，令学生们惊叹不止。临走前大家依依不舍，大伙儿一起朗诵李清照那首著名的重阳《醉花阴》词：“……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其实，充和每天仍像“学生”一样地努力学习。可以说，习书法和唱昆曲已成为她怡情养性的方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了。顺便一提，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充和平日练习书法时所留下的断简残篇，乃因为她那些残缺不全的书画有时比一些“有意为之”的作品来得更潇洒不拘、更富情趣。上个月，我就特意向充和要了一幅她在练字时所挥洒出来的签名习作（是从废纸中找出的）。我把它当至宝来珍藏，以为它得来不易。
因此，这也使我联想到，充和所收藏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也大多是曲友们（他们都是文化人）在纵情唱曲之后，所留下的一些不经意的即兴作品。惟其“不经意”，所以才更能表现出当时曲人和文化人的真实情况。无论是描写赏心悦目的景致，或是抒写飘零无奈的逃难经验，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人文化的流风余韵及其推陈出新的探求。可以说，《曲人鸿爪》中那些书画曲词的精致片段也就直接构成了张充和女士与众多曲人的那种独特的“世纪回忆”。
代序 我和张充和的曲缘
我和张充和女士的曲缘，要从二十八年前说起。
那是1981年的4月间，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刚建成一座仿造苏州网师园的明轩（Astor Court），一切就绪，只等几个星期后向外开放。那年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尚未搬至康州来。当时普大的师生们正在热心研究明代小说《*》，对书中所录许多明代小曲尤感兴趣。于是服务于该美术馆的普大校友何慕文（Marwell K。 Hearn）就计划为我们在明轩里举行一次曲会，并请著名昆曲大师张充和为大家唱曲，由纽约的陈安娜女士（即后来的纽约海外昆曲社创办人之一）吹笛。当天充和用昆曲的唱法为我们演唱《*》曲子，包括《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摘自《琵琶记》）、《罗江怨》（俗名《四梦八空》）、《山坡羊》（即小尼姑《山坡羊》）等曲。从头到尾，充和的演唱深得昆曲优美的精髓，令在场诸人个个绝倒。有关此情此景，我曾以《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为题写一文在1981年8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次年秋天，我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并与充和的丈夫傅汉思（Hans H。 Frankel，德裔美国汉学家）教授同在东亚语文学系里共事（傅汉思教授于2003年8月辞世）。充和与耶鲁大学的关系也一直十分密切，2006年耶鲁东亚图书馆重修，自然请充和为该馆题字以为纪念。多年来，充和在耶鲁的艺术系教书法，课外兼教昆曲。我一直希望能抽空向充和习练昆曲，只可惜总因工作太忙而屡屡作罢。还记得1980年代后期，我的博士生王瑷玲正式向充和拜师学昆曲，开始会唱《牡丹亭》里的“游园”曲子，就曾令我一度非常羡慕。直到今日，王瑷玲女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所长）还经常对我说，她当年等于是“代替”我向充和学习了昆曲。
然而，未能向充和学习那素有“百戏之祖”雅称的昆曲，一直都是我心中的遗憾。
对我来说，昆曲最大的魅力乃在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文人文化。或许只有像充和那样精于昆曲和书法，并彻底经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昆曲的意境。最近，在一篇访问记中，作家白先勇就曾说道：“我一直觉得书法 与昆曲是一个文化符号。昆曲的水袖动作都是线条的美，跟书法的线条要有机地合起来。”（见李怀宇访问白先勇的文章：《白先勇：我相信昆曲有复活的机会》，《时代周报》创刊号，2008年11月18日）
不用说，以书法和昆曲著称的张充和女士最能了解昆曲的这种特殊魅力。但我也经常在想：过去到底有哪些“文化曲人”引导充和走过那底蕴深厚的昆曲艺术旅程？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文化修养和训练才能充分表现出昆曲的艺术本质？在今日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还有可能继承并传达那种富有文人气质的昆曲艺术吗？
前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充和让我翻看她多年来存藏的《曲人鸿爪》三大集，终于使我瞥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文化曲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曲人鸿爪》书画册里，她收集了无数个“曲人”给她的书画，其中包括曲学大师吴梅、王季烈等人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张榖年、吴子深等人的作品，还有来自各方曲友的题咏。最难得的是，不论充和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忘将那《曲人鸿爪》的册子随身携带，备加珍藏。正如她所说：“抗战那些年，这个册子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现在。”这是因为，只要有可能，她都要“抓住”每个机会让她的曲人知遇在册子里留下亲笔题赠的书迹画痕。因此，《曲人鸿爪》实际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部难得的曲人书画见证录。
《曲人鸿爪》中的书画精妙，曲文脍炙人口，实令我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因也令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有些收在《曲人鸿爪》里的书画已经沉睡了七十多年之久！不久前，我的耶鲁同事苏炜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提到了充和这部难得的《曲人鸿爪》，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让广大的读者也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因而我主动向充和建议，希望她能尽快把这些书画付梓出版。重要的是，《曲人鸿爪》收藏了1937年至1991年一段十分漫长的曲人心声。我想通过充和的口述来填补上世纪以来“曲史”的一些空白，所以才有编写此书的构想。
同时，我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多向充和学习，更是求之不得的乐事。让一位九十七岁的杰出书法家兼昆曲家领着再次走过那段已经消逝的时光，去捕捉一些戏梦人生的片断，去追寻那个已逐渐失去的文人传统，确实是一件动人幽怀的雅事。从中既让人瞥见老一代文化人的师友情谊和风雅交往，也让人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曲坛佳话倍感珍惜。
必须声明的是，由于篇幅的局限，本书无法收进《曲人鸿爪》里全部的字画。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一些曲人的作品，也请读者见谅。
有关此书的策划，我首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以及好友李怀宇先生的推荐——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情地支持此书的出版。同时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及Andy Rodekohr（Assistant Director，CCK…IUC）对本研究计划的慷慨支持。此外，余英时、陈淑平、高友工、许倬云、王瑷玲、林胜彩、谢正光、王玮、陈安娜、尹继芳、傅刚、李唐、章小东、孔海立、Victoria Wu（吴礼兰）、康正果诸位也都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帮助。香港《明报月刊》的彭洁明（总经理室高级主任）和陈芳（执行编辑），大陆《书城》编辑陶媛媛，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以及美国《世界周刊》主编常诚若和《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吴婉茹（Annie Wu），都分别在报刊上登载有关本书的精选章节，让海外的读者更加了解充和在昆曲方面的贡献，我也要特别感谢她们。同时，我的丈夫张钦次（C。 C。 Chang）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力，他为我搜集各种各样有关充和的曲友们的信息，而且还帮助录音、拍照等工作，所以我要特别向他献上感谢。
当然我最应当感谢的是张充和女士。没有她贡献出《曲人鸿爪》的书画，没有她向我口述往事，那根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结集。
2009年10月于耶鲁大学
。 想看书来
一 吴梅（1）
1937年春，充和二十四岁。有一天她捧着那本全新的《曲人鸿爪》册页，独自前往吴梅先生（1884—1939）在苏州的家。吴梅先生是充和最钦佩的曲人前辈；他不仅能作曲谱曲、唱曲、吹笛，而且还是著作等身的昆曲教育家。充和一向喊吴梅先生为伯伯，因为她父亲张冀牖是吴梅先生多年的好友，两家的子女一直都很熟。尤其是，充和喊吴梅先生的四公子吴南青（1910—1970）为四兄。虽然充和没正式做过吴梅先生的弟子（不像二姐允和曾在上海光华大学选过吴梅先生的昆曲课），但她个人经常向吴梅先生请教，也请他改过词，所以一直尊称他为老师（而且，充和所参加的幔亭曲社最初也是吴梅先生命名的）。总之，充和特别渴望这位“曲学大师”能在她的《曲人鸿爪》首页上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