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研一不爱上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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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面对自己不能认同的事情就必定刨根问底的态度,反而为我日后作为研究者或咨询顾问,带来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帮助,这倒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参选东京都知事失败后,迄今已经过了十年,但我仍觉得自己丝毫没有改变。虽然大家抬举我为世界级的思想家(大师),称我为“老师”,但我还是维持我高中时代的思维方式,所以怎么也不像个“老师”。
现在的我仍然一旦想到“事实究竟如何?”就开始着手调查、分析,否则绝不罢休。当然在为人之道上则变得更好了,甚至有人会觉得我变得“圆融”了些。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别人的相处应当一向圆融才是。
看过我上电视的某些人会给我忠告:他们觉得我应该可以看起来更和蔼些,或是在没有发表意见时,不妨偶而轻轻地点点头等等。但是,在麦肯锡超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与众多世界级的领导者谈话,并且在国外会议如同竞技场般的场所中的历练,要我在人前傻笑实在觉得失礼,而且,对着摄影机先微笑再开始讲话,让我觉得如同说谎般不够真诚。
然而,我在私底下的生活,事实上却恰好完全相反,也不知道到底从何时开始,我已经给大家留下这样严肃的印象了。
若由我的母亲来描述关于我的故事,我想肯定会让人觉得此人不可靠而且极度爱撒娇吧,总是带着嫉妒的眼神观望我们母子间关系的伶子,此回不知道会怎样描述我们的故事,着实让人充满期待。
退役渔夫的儿子
我和研一在家里分别排行老大与老二,出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若松区。我出生于昭和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一年)九月,研一则出生于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二月。所以我们的年龄虽相差两岁,但因研一在年头出生,学年只相差一年。
爸爸生于明治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昭和六十年(公元一九八五年)辞世。爸爸的老家在长崎县对马市,家业是以捕鱼为生的。但他一心向学,于是只身到东京求学,后来考进了大仓高等商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东京经济大学。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对马这个小地方而言,是相当不易的,以至于后来研一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才会说出“完全可以体会老爸当年的辛苦”这样的话。毕业后不久,爸爸进了当时还是三越百货食品部的二幸公司(位于现在新宿ALTAR百货的地方)工作,随后跟出生于横滨的妈妈(大正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出生)相亲,昭和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年)结婚后,一起回到福冈老家。
爸爸不常说战时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他当时是被派到海外作战的职业军人。偶尔爸爸会提起他在诺门罕(Nomonhan)战役(编按: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日军在蒙满边界的诺门罕与外蒙军冲突,俄军支持外蒙军。关东军第二三师团与第七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九月十五日签定停战协定,史称“诺门罕战役”。)中的往事,这是他不多的战争回忆之一。
直到现在,爸爸还会与当时存活下来的战友们会面。战争结束时,爸爸身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满州,被委任为陆军大尉,因为是将校阶级,爸爸和我们会面时经常会骑着白马来。因此妈妈常开玩笑:“你爸爸也就只有在战争时才比较伟大。”即便如此,爸爸还是很少跟我们提及战争的事情。
我的名字“伶子”里的“伶”字算是比较罕见的字,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宫内厅里负责演奏雅乐的“伶人”。我是在多年后听见不算优雅的父亲吹嘘说这位“伶人”给我取了这个高贵的名字,才知道这当中的来由。
“研一”的名字则取自爸爸独一无二的挚友小形研三。小形先生不但是父亲的老战友,还曾经是堪称日本园艺始祖、三越百货本店顶楼的雀儿喜园艺的经营者。
所以按照爸爸的说法,“伶子”与“研一”这两个名字是他相当用心的得意之作。战争时期,我们家被疏散到山口县富田的奶奶家避难。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又被送到当时在大阪的外婆家。就这样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好不容易回到福冈。
差点淹死
战后好一段时间,爸爸驾着小船往返于福冈与对马之间,经营卖鱼的生意。对马老家本是做渔业起家的,当时还经营旅馆,兼做从米到煤砖皆备的杂货店生意。所以爸爸和伯父两兄弟得驾着船,将日用品从福冈运过来,卸完货再装载海鲜回去。当时研一才五六岁,也常常被爸爸一起带上船。研一现在从不晕船的惊人功力,恐怕就是小时候在九州西北部海域的玄海滩上锻炼出来的吧。
有一次,研一从对马的码头上跌落差点溺水,幸亏有三堂哥跑去通知爸爸说“小研溺水了!”才捡回性命。直到现在,研一偶尔还会做溺水的噩梦。
这大约是昭和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五○年)左右的事吧。伯父和另外五名船员一起驾船出海到对马,却从此在玄海滩失去踪影,等了好几天也音信全无,不见他们回到福冈来。当时家里为了搜救他们几乎是变卖家产,甚至还租了飞机搜寻,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有人猜测是因为在三吨重的小船上装载了大型烧球式发电机,从而致使船只像铅块般地沉没了;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伯父的船不小心驶过了“李承晚线”(日韩的水域分界线),因此被韩国警方逮捕拘留了。尽管众说纷纭,伯父终究还是一去不回。
这件事把妈妈吓得惶恐不安。她开始说出像“再也受不了福冈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横滨”之类的话。老实说,妈妈打从结婚起就没适应过九州的生活,只要一逮到机会,就不停地吵着要回东京、回横滨,她甚至禁止我和研一用九州腔说话。但我们却早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九州腔,后来移居横滨时还因此被排挤欺负。(编按,九州腔属于地方方言,与标准日语的差别很大,连一般日本人都未必听得懂。)
总之,一心想回横滨的妈妈四处游说、打听,最后终于在亲戚经营的小造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我们举家迁往横滨定居。这是发生于昭和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五一年)的事,当时我读国小三年级,研一读二年级。
不过是个贪吃鬼
当时还没有*,从福冈到东京我们得坐上整整两天的火车。旅程中发生了一件至今仍会令研一记忆犹新的事情。尽管这样说也许会惹他生气,但研一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吃鬼”。直到现在,研一仍对食物抱持着一种惊人的执着,一听到哪里有风评好的拉面店,即使得排上一个钟头的队,他也一定不容错过。对我而言,研一算不上是什么老饕,只不过是个贪吃鬼罢了。
在前往东京的列车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当时被称为“进驻军”的美军家庭。
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就是他们把像纸一样的东西撕碎了放到奶瓶中,注入热水,摇晃之后就变成牛奶了。我想那应该是为了方便携带,将牛奶烘干后做成像纸片般的乳制品。总之,研一看得垂涎三尺,简直非要到不可。妈妈为了不让他盯着人家看,还故意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妈妈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在战后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她其实很想给我们买现在随处可买到的牛奶糖,让我们吃到叫怕为止。
几经周折总算到了横滨,我们搬进位于东急东横线白乐车站附近的小房子里,这是阿姨帮忙找到的房子。我和研一则被安排入读横滨市立白幡国小当插班生。
转学当天,妈妈领着我和研一去上学。我们分别在自己班上做了自我介绍,但两人都因为满口的九州腔,而被班上的同学取笑。大概是因为当时收音机和电视还不像现在那样普及,因此当地人谁也没听过九州腔这种地方方言吧。
我被大家嘲笑后哭着回家,研一虽然和我一样被取笑,但心中想的却是:“啊!我可不能输给这帮家伙!”依照他的想法,如果自己因为方言而被看低,那在功课上就一定要胜过他们。后来当我回头再看研一国小时的照片,他的确是紧咬着牙关,一脸“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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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才开窍
因为无法完全适应学校的生活,研一的成绩一直到国小三年级都只能算是普通。但一到了四年级,他便开始锋芒毕露,得到了不输给任何人的好成绩。我记得自己国小毕业的时候,五年级的他还代表全校的非毕业班学生致欢送词呢。
在那个时代,兄弟姐妹们总是用同一套教科书,也就是弟妹用的都是兄姐用过的旧书,研一当然也不例外。当他看到我在书上用红笔画的重点时总会说:“姐姐,难怪你成绩老得3(最高分是5)。画的地方根本都不是重点嘛!”研一在看教科书时马上可以抓到重点的功力,从那个时候就很出色了。
即便现在,研一在杂志或电视上与别人对谈之前,常常会先大略读过对方的著作。这种时候他抓重点的功夫就大显身手了。
由此可知,我的成绩单上总是以3为主,偶而才夹连着两三个5,而且往往是音乐、体操或家政等次要科目,从来不会是所谓的主要科目。可是研一的成绩单总是满满的5。一般而言,理科较好的孩子通常在国语、音乐或体育上就相对较弱,但研一却通通都拿5。所以我真的很讨厌在学期末得拿成绩单回家。因为爸爸会说:“拿成绩单来!”,然后把我和研一的成绩单摆在一起看:一边从头到尾满满的都是5,另一边则是大部分是3,夹连着没几个5。
但是一张全是5的成绩单,换个角度看其实和全是3的大同小异,因为两者皆看不出什么科目比较突出。爸爸总是略为瞄一下,说声“嗯,全部都是5”也就结束了。
在那样的境况下,我那夹连在3中的两三个5,比较起来就特别明显。看了这样的成绩单,爸爸总会说:“将来出了社会,是伶子会赢。”然后称赞我虽然成绩不好,却没有迟到或缺席等不良记录。也就因为这样,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迟到,这全得感谢已经去世的父亲。不过尽管如此,看成绩单的时候,对当时的我而言还真是一件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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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出走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姐弟并不是那种会恶作剧的孩子。但跟附近的小朋友玩时,偶而还是会不小心打破玻璃,而遭爸爸妈妈责骂。
有一次被爸妈骂完,我们就一起离家出走,从白乐一路走到同属于横滨市的鹤见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去。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话,爸妈为此非常担心。后来还是阿姨给家里打了电报后,我们才搭电车回家。
那时候的研一应该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吧,并没有特别厉害,只称得上是个比较有见解的小男孩。不过,我们两姐弟后面还有一个妹妹,我总是被逼着照顾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但研一却对她毫不理会。这样说来,从那时起研一就是个难缠、不服从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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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求求你去上学吧!”
白幡国小毕业后,研一入读位于反町的横滨市立栗田谷国中。我则在一年前考进横滨搜真女中。
研一的成绩向来都出类拔萃,我却总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何时念书做功课的。就如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