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风云变幻史:万各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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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贵把瓶子里的酒喝的一滴不剩，看几位知青面前都还有酒，端过来都喝进肥胖的肚子里：“这酒是花钱买的，可不能糟贱了。”
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端了上来。
何福贵接过一碗，一口一个饺子，连嚼都顾不上就咽下去，那样子像饿了三天没吃饭似的。饺子是白菜掺猪肉馅的，刚出锅很烫嘴，晓民才吃了两三个，何福贵就已经吃下了一碗。他把碗递到民兵连长面前：“再来一碗！”
何福贵一共吃了四碗饺子，看晓民的一碗饺子还没吃完，对他说道：“你们抓紧吃，使劲儿吃，不吃白不吃，吃了是赚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别人想解馋还巴结不上呢。”他又端起盛猪头肉的盘子，伸出红红的长舌头，把盘子舔了个干净，刷洗过的一般。
“大伯，您真行，能吃能喝。”张鹏放下筷子，对何福贵称赞道。
晓民当时不得不佩服何福贵的酒量和饭量。
何福贵又点燃一支烟，谦虚地说道：“不行，比以前差远了。”
“咱们这老贫农，”支书看着何福贵，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说：“喝酒，不知道什么叫醉。县上、公社的干部，都甘败下风，喝完了还能吃，真让人撇大拇指。能吃能喝，还能做报告，每年都到公社里、到各学校做报告，登过报纸，上过电台，是咱公社甚至全县赫赫有名的一个人物。”
何福贵脸上荡起洋洋得意的光彩：“我做得还很不够，离老人家的要求差得很远，咱们村出我这样一个人才，也是洪支书多年栽培、极力推荐的结果。我还要努力，为咱村争光。”
阿庆嫂收拾了桌子，洗刷了锅碗，将剩下的东西放进编织篮子，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看支书。支书从炕上出溜下来，对几个知青说：“让福贵陪你们聊聊，我们先走一步，明天上午开个全村大会，一是欢迎你们的到来，二是请老贫农何福贵做忆苦思甜报告。”
送走了村干部和提着东西的阿庆嫂，他们又回到屋里。只剩了何福贵一个生人，他们显得随便了些，不再感到拘束。一向不爱说话的周四爱说：“何大伯，怨不得您这样胖，是因为您能吃能喝，跟我一样，我饭量也大，可比您又差远了。”
“嘿嘿，”何福贵咧开大嘴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更加容光焕发，春风得意，吸了口烟后说：“这都是托新社会的福。我胖，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瘦，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这老贫农真积极。”玲玲对晓民低声说。
何福贵稍微挪动一下肥胖的身子：“你们不是也像我一样积极吗？你们听老人家的话，响应党的号召，来农村插队落户，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都是革命行动。我们决不辜负老人家对贫下中农的期望。”说到这里，何福贵更加一本正经：“你们扎根农村，意义深远伟大，参加劳动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抓阶级斗争，特别要注意富农分子们的破坏活动。别看他们表面上老老实实，不言不语，心里坏得很，总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村里的阶级斗争复杂吗？”张鹏插嘴问道。
“怎么能不复杂？”何福贵的表情更加严肃，“咱们一个村，有十多户富农。你们想想，一个村有这么多阶级敌人，斗争能不尖锐？能不复杂？我担任管校代表，搞上层建筑的革命，是政治上的大事，可我一时一刻都不忘抓阶级斗争。”
晓民来到万各庄的第一天，还没有去插队，先受到贫农何福贵的一番教育，从而感到插队落户责任的重大。
“我该走了。”何福贵笨拙地从炕上爬下来，摸摸更加鼓起的肚子，捎上了地下的空酒瓶子。张鹏像扶一位横穿马路的老人一样扶着何福贵：“坐会儿再走吧！我挺爱听您说话的。”
何福贵说：“有空儿再聊。”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四周模模糊糊。何福贵加快了脚步，头也不回地朝外走着说：“你们甭送了，我有急事。”
晓民送到大门口外面，就见何福贵在门旁站住了，解开裤子，掏出来就尿，一阵哗哗的撒尿声像拧开了的水笼头，老远就能听到。晓民有些不好意思，掉头就朝着院子里走，还没进外屋门口，就听到身后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何福贵又回来了，边走边系着腰带。
晓民看何福贵着急的样子，问道：“大伯，您丢东西了？”
何福贵系好腰带说：“窗台上有半截烟，麻烦你们给我拿来。”
“行。”张鹏在外屋自报奋勇地说。
何福贵等在屋门口，对晓民说：“你们又都不抽烟，糟蹋了是浪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咱们不能不听话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
张鹏把半截香烟给了何福贵，何福贵夹在了耳朵边，哼哼着小调，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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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各庄 四（1）
天空晴朗，阳光明媚而柔和。鸟儿自由地从一棵树飞往另一棵树上，狗悠闲地从街的一边走向另一边，鸡随便地满街找食吃。从家里走出来的社员们，有的抱个板床儿，有的拎个蒲团，有的拿着线活儿……从四面八方朝大队的方向走着。
村子是一个辘轳把的形状，一条南北大街走到北头，往东一拐就是一条东西大街，从村南往村北数是一、二、三、四生产队，从村西往村东数是五、六、七、八生产队。知青集体户位于四队居民区，大队部位于南北街的拐角处，座北朝南，大梢门的上方插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男男女女涌进没有了梢门的院子里，院子铺了一层灰砖，相当宽敞，能盛下六七百人。十几间南房和十几间北房遥遥相对，青砖卧板的瓦房虽然门窗已经破旧，瓦片已残缺不全，有叼着草棍的家雀钻进屋檐下筑巢做窝。房子尽管古老，但仍让人能看到它当初的气派。晓民当时做梦也想象不到，贫农何福贵曾是房子多年的主人。
北房墙壁贴了“欢迎知识青年忆苦思甜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上摆好桌椅板凳，桌子上放台扩音器及茶杯和暖壶。何福贵端个浆糊盆，几个民兵在墙上斜贴着红绿的标语，阿庆嫂跟在他们后面，不时地指手划脚。她的穿戴比昨天还讲究，粉红的秋衣领子翻在毛蓝褂子的外面，白皙的脸上洋溢着出人头地的欢欣。
学生们被安排在会场的前排，队伍排列整齐，社员们在队长的喊叫下，在村干部的吼声中，排列在会场后排。可村干部刚一离身儿，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队伍马上乱了套。年轻的找年轻的凑一块，年老的跟年老的聚一起，小叔子们和嫂子们开着玩笑，孩子们在人群中追逐打闹，人们像久别重逢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拉不完的家常……会场像戏台底下一样热闹。
洪支书甩甩大背头，亲热地握着晓民的手，向来开会的工作组长做了介绍，介绍完之后，几位知青都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支书坐中间，一边是工作组长和村干部，另一边是四位知青。
支书打开扩音器的开关，南房的大喇叭立刻响起刺耳的尖叫声，吵得人捂起耳朵，何福贵走上前去，调试着扩音器的旋扭，尖叫声消失了，喇叭里响起支书清楚的“喂——喂——”声。支书坐正身子，凑近话筒，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欢迎知识青年，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
台下暂时归于平静。
“把阶级敌人押上台来——”支书使劲喊道。
随着支书的叫喊声，十多个人从北面的一间屋子里被民兵押了出来，头上都戴顶纸糊的高帽子，民兵们腰扎武装带，肩上背着枪，一副雄纠纠的样子。戴高帽子的分成两拨，分别站在主席台两侧，像被审判的犯人一样低头弯腰，后面都有民兵看守着。“阶级敌人”最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岁，年长的有七八十岁，除了头上的那顶高帽子，从衣着打扮，以及皮肤的颜色，看不出他们与台下的庄稼人有什么两样。
何福贵在板凳上挤了个地方，提醒晓民他们说：“这都是咱村的阶级敌人。”
阿庆嫂走上前来，给主席台上的人一一倒了水。倒完水后，她既没有去台下的人群里，也没在台上挤个地方，而是坐在主席台后面的门口上。
“晓民，你看。”玲玲指着一个“阶级敌人”说。
晓民立刻认出来了，玲玲指的那人就是昨天接他们的车夫。他仍是那身打扮，只是头上箍的毛巾换成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帽子像是做的不合适，戴在头上稍微大了些，上面写着几个黑毛笔字：“富农分子许盼牛。”
万各庄 四（2）
“车夫原来是富农分子？”玲玲似乎还有些怀疑。
晓民当时没有想到，看上去瘦了巴叽，老实巴脚的车夫竟然会是富农分子？富农分子竟然会是他这个样子？尽管车夫帽子上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但他几乎都不相信是真的。在他以前的想象中，富农分子四体不勤，不劳而获，都该是白白胖胖，鬼头鬼脑的。假如说贫农何福贵是个富农分子，他倒挺相信的。
民兵们站在“阶级敌人”身后，神色威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阶级敌人”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
阿庆嫂像一阵风似地走上来，为支书换了水，迈着趾高气扬的步伐走下去。
“下面，我向广大贫下中农介绍一下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支书对着话筒，把晓民他们的名字逐个做了介绍，然后坐了下来，讲了一番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又讲了知识青年下乡的伟大意义，最后宣布道：“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请老贫农何福贵给知识青年、革命干部、广大贫下中农和全体师生做忆苦思甜报告，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在支书的带动下，会场响起稀落的掌声。除了台上的人和前排的学生鼓了鼓掌——学生们鼓得有气无力——台下的庄稼人没有一个鼓掌。整个会场，只有阿庆嫂鼓得最带劲儿，别人不鼓了，她还在拍着巴掌。
何福贵移动着肥胖的身子，拿过话筒，只“喂”了一声，大喇叭就不响了，原来是停了电。何福贵挺直了腰板，伸着短粗的脖子，神气十足地看着台下的人群，胖嘟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神色。
晓民掏出笔记本，等着做记录。
何福贵清清嗓子，大声地讲道：“广大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全体师生同志们，我是光荣的贫农，赤贫赤贫的贫农。解放前，我一无所有，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贫农那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立锥之地’。
何福贵做报告很有派头，一副经过世面的样子。
台下乱哄哄的，人们对何福贵做报告似乎不感兴趣。仨一攒俩一伙的凑成堆扯东道西，有人在会场里东逛西窜，有胆大的爱恋者趁混乱之机，眉开眼笑不说，甚至还动手动脚，一些妇女明目张胆地纳鞋底、补袜子，或是织线衣，一些男人大叉双脚在那里东倒西歪，有的闭目养神，更有甚者打起了呼噜，孩子们在场外互相追逐，不时地把土坷垃扔进人群里，引起阵阵骚乱。学生们有的从笔记本上撕下纸来叠成小船或小飞机。只有“阶级敌人”们，在台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着。
何福贵刚讲了这样几句，就急不可待地朝厕所方向跑去。
工作组长趁何福贵去厕所的空闲，站起身来，瞪着死羊眼，不满的看着台下的人们，拍着桌子喊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