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国人:易中天文集 第五卷·闲话中国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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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明与野蛮（2）
这又奇怪。不就是一顶帽子吗？何至于谋杀亲生儿子呢？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是不好随便乱戴的。比如春秋时陈灵公戴着楚国的便帽（南冠）去会情妇，东周王朝的使臣单襄公便断定他要倒大霉，也该亡国。后来，陈灵公果然被情妇的儿子射死在马厩里，楚军也打进了陈国。所以我们现在还说：“不要乱扣帽子。”帽子戴错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关天，当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岂能说是小事？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厚此薄彼，只重饮食不重服饰。我们常说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吗？衣不蔽体，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样悲惨吗？所以，就像吃饭是政治问题一样，穿衣也会和政治发生关系。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为“内阁总理”的“天官冢宰”来说，他就不但领导着一大帮厨子，也领导着一大帮裁缝。在他的下属官员和职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编制上，是归属于“服饰部”的①。人数虽然没有“膳食科”多，却也相当可观。
文明与野蛮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调术，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的“治”，本来是“乱”（亂），而“亂”这个字，本义又是“治”。它的字形，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间是丝。丝容易“乱”，所以必须用一只手在上面抓着，又一只手在下面托着，才有可能“理顺”。理顺就是“治”，不理顺或理不顺就是“乱”。天下大乱以后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后又天下大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要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来收拾局面。后来，大家也觉得治和乱都用一个字，难免混淆不清，于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丝之“亂”（乱）。
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他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属胡曹。当然，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据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以后，尧、舜二位，也照此办理。传位到禹，虽然自己的穿着不讲究，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这就叫做“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话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一 文明与野蛮（3）
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夷就是蛮夷，也就是野蛮人；夏就是华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其实华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饮血光着屁股的。能拿兽皮鸟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错。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开化”的过程。“开化”之前，谁不是这样？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来，自然要视披发文身为野蛮，羞与为伍。甚至连衣襟向左边开都要视为奇耻大辱，不能接受。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Q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条小辫子的阿Q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Q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体与面
衣襟开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兽才不穿衣服，野蛮人才不穿衣服么！有谁愿意做禽兽做野蛮人呢？没有。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裸体，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臂，谓之“肉袒”。比如西汉太尉周勃，为了翦除吕太后的余党，要夺军权，就对将士们说：愿意帮助姓吕的，把右边胳膊露出来（右袒）；愿意帮助姓刘的，把左边胳膊露出来（左袒）。结果，“三军皆左”，周勃便顺利地接管了兵权，灭了诸吕。又比如，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为了向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是带刺的荆条，可以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没事的也光着膀子，大家就以为你要“负荆请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体裸，都是严重的失礼行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两类人物。一类是江湖好汉，还有一类是魏晋名士。李逵，大约是经常光着膀子的。嵇康，打铁的时候想来也曾光着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则是魏晋时代的“嬉皮”，很“前卫”的，也很“酷”，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何况他们还要吃药。吃药以后要发散，吃酒以后要出汗，于是他们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个叫刘伶的，更公然一丝不挂地在家见客。客人一看，脸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气壮地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请问诸君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面来？大家也只好把他当疯子。但说得出这种疯话的，也就是刘伶吧！
自己裸体是“无礼”，观看别人裸体当然更是“失礼”。春秋时的曹共公就干过这种事。他听人说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片的，竟然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看。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当然要受到严惩。所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曹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灭了。
大概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原因，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在近代中国便一再受挫，风波迭起。因为裸体艺术和健美运动，既是自裸，又是观看他人之裸，是双重的“不礼”，岂能容忍？至于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体运动”，当然更加不合中国国情，即便有人倡导，也断然不会有人响应并以身试法的。《诗经》上说：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张皮。人要是没有礼仪，那就连老鼠都不如。可见光有血肉之躯是不行的，还得要有服饰。只有“体”，没有“面”，也不“体面”，甚至“不是人”。
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相当重视服饰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惨，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样恩重于山。中国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到实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会有一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用于较为重要的场合。不过，所谓“体面”，也并非一定就是富丽华贵或崭新漂亮。孔子就曾赞美他的学生子路（仲由），说穿着旧丝绵袍和穿着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却毫无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古人很看重服饰的礼仪，一旦失礼便可能酿成大祸。公元前559年，有一天卫献公约请孙文子、宁惠子两位吃饭。孙、宁二人依照礼制，准时准点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献公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老先生还在园子里射鸿。两位大夫没有办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赶到园子里。献公见了他们，连“皮冠”也不脱，就和他们说起话来。孙、宁两位当场勃然大怒。因为“皮冠”是田猎和军事的服饰。皮冠面对的，不是野兽，就是敌人。因此，即便是君见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说话，否则便是侮辱。卫献公请客吃饭，不按时开饭已是失礼，又居然戴着皮冠和被请的人说话，当然要被视为有意侮辱。君视臣为禽兽，则臣视君为寇仇。孙文子便发动政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回国。穿衣戴帽的事，岂是含糊得的？
二 道德与礼仪（1）
金鱼袋，石榴裙
礼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所谓“合场合”，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服饰。比如参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