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去耶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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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的“鱼”和“熊掌”（2）
我参观过一些美国的中小学， 旁听、 观察过他们的课程。 深切地体会到这些课程非常强调过程， 很注重学生获得知识的思维过程， 尤其是自由思考的过程， 并不注重记住某个结论。 这种模式对资质好的孩子来说是启发和引导， 对于大多数天赋不够的孩子来说， 如果没有因材施教的补充和辅导， 没有反复的练习和巩固， 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很有限的， 从而也就显得这种自由、 宽松的教育方式是不公平的。 中国恰好相反， 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过于强调记忆的作用， 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的空间。 很多老师通过自己的钻研， 把需要学生自己去比较、 分析、 总结的认知性知识都转化成内容性的本体性知识让学生记忆。 表面上看学习效率提高了， 考试分数也上去了。 仔细一想， 这就像孩子小的时候， 母亲替他咀嚼， 然后再送到嘴里， 在这个过程中营养难道不会部分流失？孩子的咀嚼能力如何提高？这种教育的方法保证了整体水平差异不会太大， 但弱化了学习的“过程感”， 使得中国的学生从小就有一种被动接受、 而不是主动探索的意识。 学习越往深处走， 这种习惯的缺点越明显。 所以有很多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 对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也要进行很大转变。
所以， 美国教育的优势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可能变成部分的弱势， 中国教育被批判最多的死记硬背也并非一无是处。 记忆和思维就如同 “鱼” 和 “熊掌”， 但并非不可兼得。 这两种模式都很重要， 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时期科学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信息时代， 人脑的记忆似乎因为电脑、 网络的发展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思维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 信息的储存和搜索完全可以交给电脑完成， 我们只要思考如何获得信息和知识就行了。 然而， 很多时候思考是建立在积累之上的， 积累的过程少不了记忆。 有人认为记忆和创新的思考是矛盾的， 背多了别人的东西， 脑子背死了， 就难以创新。 但有时候高质量的思考是和已有的“量” 成正比的，“量” 是可以转化为“质” 的。 这个 “量” 是人脑里的知识储量， 而不是电脑里的。 很多的“先见之明” 要由 “后见能力” 来培养。 “后见能力” 是向过去学习的能力， 是从历史中展望未来的能力。 培养预见能力和创造性， 需要整合过去的信息。
犹太民族很优秀， 这是个重视知识、 重视教育的民族， 很多家庭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记忆训练， 比如诵读经典《旧约》。 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也是让孩童诵读经典学习语言文化和做人的道理。 经典中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的思想， 但那绝不是可以全盘否定的理由。 当它们重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把好的留下来， 不好的自然会被淘汰。 不可否认的是， 许多伟人和大家都是这样被熏陶出来的。 很多美国教授都推崇的大师南怀瑾就在众多的公开场合提出记忆训练的重要性， 并倡导了 “儿童读经运动”。 他自己就是受益者， 中国的经典文献、 各种学问他都融会贯通， 信手拈来， 这都是“童子功” 打下的基础。 中国学生知识积累丰富没有错， 锻炼记忆能力也没问题， 问题是记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 舍去中国文化当中的经典， 记一些还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 肤浅的、 完全应付考试的内容， 绝对是对记忆黄金年代的浪费。
好在中美两国都在不断取其之长， 补己之短。 中国的教育改革增加了许多兴趣导向和开放学生思维的课程， 美国教育也开始重视基本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训练。 耶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牟岭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他在平时的中文教学中， 非常重视记忆的训练， 每堂课规定学生要记住多少个汉字， 并且当场背诵所学课文。 这个过程对美国学生而言是痛苦的，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教育都不是这样。 但几个学期下来， 学生也尝到了甜头， 能够记住的汉字越来越多， 中文表达也越来越好。
记忆和思维就如同 “鱼” 和 “熊掌”， 但并非不可兼得。 这两种模式都很重要， 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同时期科学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1）
你将如何运用心理学课上的某些策略， 让一个你喜欢却暂时对你没有感觉的人喜欢上你？
——心理学概论
如果世界上有一种经验机器， 你坐在里面， 戴上头盔， 任意选择代表各种体验的按钮， 就可以依靠其传感系统， 让你体验任何你想体验的角色和 “生活”。 那么你还想走出来体验现在的生活吗？
——生活
你说死亡是一件不好的事， 它到底不好在哪里？你已经死了， 任何事情对你而言还有好坏吗？
——死亡
我告诉你， Hi…Five有很多种拍法， 你能告诉我它们和非洲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艺术史
这些问题都引自耶鲁课堂。 大胡子Shelly是耶鲁哲学系的教授， 每年他都给一年级的本科生开一门课， 即我们第二个问题的出处——生活。 这是很热门的课， 一个学期只有18个名额， 所以第一节课去的人总是比较多， 哪怕没选上也希望能旁听。 尽管嘴巴周围的胡子很茂盛， 但Shelly的发音非常清晰， 每个问题都掷地有声： “哲学不是面包， 不能填饱肚子， 但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要填饱肚子， 让我们从‘为什么’开始， 为什么要上这门课？” 耶鲁的课上有太多的为什么， 探索问题； 探索有趣的问题， 是课堂里师生共同的目标。
……
Shelly： “如果人生的意义是尝试不同的体验， 那或许带‘头盔’ 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大多数人都会说两个‘体验’ 的意义不同， 不同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同学甲： “不带头盔活着， 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 一旦带上头盔， 就不需要这样的理性思考了。 ”
Sally：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 “是可以不断询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
同学乙： “苏格拉底说， 没有经过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检验的过程就是不断置疑的过程。 ”
同学丙： “能发现问题， 用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寻找答案， 并在探索的路上发现更多问题， 这才是充满生命力的人生体验。 ”
……
追问再追问， 这是学习哲学的方法， 也是成长的方法。 美国和中国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许有过同样的问题， 天为什么是蓝色？云为什么是白色？树为什么是绿色？花为什么五颜六色？但在逐渐探索世界的路上， 开始有了区别。 当我们在历史课上背诵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一年的时候， 二年级的美国孩子在小组研究殖民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史； 当我们在政治课上背诵中国外交原则的时候， 同龄的他们在想如果采访中国外交部长， 该问什么问题才能引起注意。 当我们从托福、 GRE中挣扎出来， 和他们坐在同一个课堂里， 他们的活跃更加衬出我们的沉默。 身和心的 “独立性”， 是美国文化里非常强调的， 信奉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 要求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和思想，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教育就承担了这一伟大的责任， 独立从思考问题开始。
耶鲁的孩子不分春夏秋冬都穿夹趾拖鞋。 踢踏踢踏地进了教室， 踢踏踢踏地上台发表演讲， 踢踏踢踏地从院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课的时候一转头， 很可能不经意间亲吻某人的脚趾， 因为他们特爱把脚架在前面的椅背上， 据说这样可以促进血液流向头部， 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 确切地说是提出问题。
刚从国内来的学生很惊讶他们的放松， 上课没个上课的样子。 中国的课堂太“有样子” 了， 威仪的老师唾沫四溅， 貌似专注的学生奋笔疾书。 到了美国， 老师可以盘腿坐在讲台上， 学生更是千姿百态。 而且喷口水的主体也换了， 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老师只是适时地引导、 控制节奏。 “你们有问题吗”， “我们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吗”， 学生马上开始坐立不安了。 举手的， 不举手的， 嘴巴先动起来， 而且不用起立， 在100人的教室， 学生跷着脚， 坐着发表意见， 仅靠“前肢” 舞动来增加陈述的效果。 不管自己的观点是“砖”还是“玉”， 先抛出来再说。
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 总觉得这种上课的节奏有压力。 中国的大学课堂， 尤其是文科， 很大程度上似乎延续了中学教育的模式， 以陈述性的知识 （是什么） 和程序性知识 （怎么办） 为主， 老师也鼓励提问， 但回应的很少， 教学相长的互动更少。 而美国大学的课堂， 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更强调策略性知识。 这类研究性的课堂， 以提问和讨论为主导。 很多国内的媒体在比较中美教育的时候， 都会强调这个区别， 并将其归结于意识和文化上的差异。 其实中国的师生也有提问和研究的意识， 但实践的过程中有很多阻力， 学习习惯、 课堂规模、 教师素质、 考试压力……提问不完全是面子的问题， 也绝非张口即来的容易事， 它是输入和输出的纽带， 是思想碰撞的火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2）
大量的阅读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基础， 没有课前的充分准备， 课堂里是不会和老师的启发碰撞出火花来的， 自然也提不出什么问题。 尤其是我们中国留学生， 初期阶段语言还不够自信， 发表意见的时候往往要先在脑子里组织一下思路。 可是一边听一边想， 如果对讨论的问题没有预先充分的了解， 两者是很难兼顾的。 耶鲁本科生的反应之快虽然有所耳闻， 但亲身经历以后还是大吃一惊。 我曾经想旁听一些课， 于是去请教国际学生中心的老师， 我问他们同样的学科是听本科生的课好还是研究生的课好？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本科生的课阅读量没有研究生那么大， 从基本的问题开始讨论； 研究生的课研究对象更具体一些， 问题也讨论得更深入， 阅读量非常大。 听起来似乎本科生的课简单些， 但他们却出乎意料地推荐我去上研究生的课。 原因是本科生反应太快了， 对中国学生来说可能一下子跟不上节奏。
后来我还是固执地去听了本科生的课。 那群孩子中大部分人是很用功的， 课前的预习和课上的积极思考让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