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检察官和一个少年犯的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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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电话打来时柳青毫无准备。
“柳姐。”声音急促而焦虑。
柳青立即听出是小白，这是个叫她既想淡去又无时不在牵挂的声音。她的心速跳起来。叫她姐姐，她从心眼儿里高兴，这份牵挂很值。他是多么想听到小白告诉她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世界在他眼前一定已变得灿烂无比。可小白的语音令她不安起来。她让小白慢慢说，其实是她先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我早回家了。”小白说，“我找大伯，让他管我，他不管；我让他给我房子地，他不给。谁都不管我。柳姐，你让我回来，我听你的，可现在我没得吃，没得住，兜里只有十几块钱了，我该怎么办？”
话筒里传来吸溜鼻涕的声音，柳青听出那是一个大男孩压抑着自己的很悲伤的抽泣声。勿庸置疑，邯郸司法局还没有做工作，一股失望的情感涌上柳青的脑际，但这只是一瞬间，她很快冷静下来。想到她的责任，想到她的承诺，她又勇气倍增。小白向她诉说，是小白怀着希望；她听到小白的诉说，是她看到了希望。
“别急，小白，信姐的话，姐一定帮你把问题解决了。”柳青放高了声音，她要把充满信心的情感传递到电话的那边。
小白吸溜着鼻涕挂上了电话。
柳青立即给邯郸市司法局打电话，通知他们小白回家了，再一次请求他们帮助解决小白的安置问题。邯郸市司法局也再次表示一定尽全力办好此事。
可柳青这次不再等待，她似乎明白了通向大海之路充满了挫折。她紧紧地盯住邯郸方面工作的每一个步骤，询问进程，询问结果。市司法局很快将事情委托给馆陶县司法局，馆陶县司法局又将问题推给小白所在的徐村乡政府。于是，柳青又一次次的催问徐村乡政府落实的情况。不知经过多少个回合终于给了结果，徐村乡政府答复说，小白的房屋耕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经协商没有成功，无法解决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一个在法律上清清楚楚的继承财产问题，竟成了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年轻的柳青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制在中国大地建设的艰难。中国经济的快车并没有拉动所有的车厢，延续了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的精神桎梏，依旧在广大农村羁绊着人们的行为。在北京父母娇惯中长大的柳青很长时间想不通，国家的法令、政策怎么在基层、在农村实施起来就那么难？想通了，也就成长了。
柳青在无奈中觉察到了一种危险在迫近小白，她不能放弃，只好退而求次，请求邯郸市、县司法局和乡政府考虑小白未满十八岁，应有监护人负责他的生活。这点得到了邯郸方面的共识。很快徐村乡政府便在电话中告知柳青，小白的亲属同意承担监护的责任。
谁来监护呢？柳青又动了心思，是小白的大伯吗？
小白曾对她说，因为没有爹娘，背着书包刚入村里的小学就被同学欺辱。心里难受，就和同学打架，然后回家后再挨大伯的打。大伯打他不是踹两脚就完了，是提着链条拿着套马车的皮鞭往死里打。那个疼啊，我还是个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孩子，受不了。
小白要是再挨打怎么办？柳青的神经变得愈加疲倦。
一个女检察官和一个少年犯的故事 三
三
柳青的担忧两天后便有了应验。她等来的小白的电话已不是初叫她姐姐时的那种焦虑，而是一种聚积着仇恨的绝望。
“姐，”电话中没有吸溜鼻涕的声音，“我被轰出来了！”
柳青瘦弱的胸膛像被击了一掌透不过气来。“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二伯答应乡里收留我，把我领了回去，”小白就像是一架山炮，话语短促，每句都如轰然射出的重弹，“可只吃了一顿饭大伯就来了，拎着锤子和二伯拼命，把二伯的头砸破了。他骂，谁收留我，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我逃到姑妈家，姑妈怕大伯，也不敢收留我。我到了这一步都是大伯害的我，我要杀死他！”
“别干傻事！”柳青喝住小白，“你在哪里打电话？”
“乡里。”
“我和乡里的通话。”
自古京官高三品，徐村乡政府的官员对柳青还是极敬重的。柳青问小白的大伯为什么这样无情？乡里的说了实情，为什么？还不是个财字。俺们乡里的规矩，孤儿谁管了，房子地就归谁。他二伯管了小白，就是抢了他大伯的财哟！孩子一走十来年没音信，现在大了回来了，他大伯不把孩子轰走，那房子地就得归回孩子。这不都是为了财吗？你们就不能管管？咋管？家事，乡里咋管？调解不成就没法了，还是请北京的同志找找上级吧。
无奈的柳青只好和市、县司法局联系。那里回答得更干脆，既然孩子已经到了乡里，就让乡里解决吧。
挂下电话，柳青一筹莫展，她感觉疲惫到极点。那个还在乡政府积满仇恨和绝望的小白骤然浮现在眼前。不能放弃，她心里叨念着。为了拯救这个堕入黑暗的可怜的灵魂，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心血，怎么能够让罪恶再将他掳去！
她没有迟疑，拿起电话再次与徐村乡政府通话。
“请你们先暂时收留他，我马上寄些钱给他做生活费。”
“柳同志，暂时可以，长期乡里没有那个条件。”
“再想办法吧。”
徐村乡政府暂时安置小白晚上留宿在办公室，可最终还是将他请出了门。乡政府的人也像小白一样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柳青身上，怕得罪乡亲，怕惹来无休止的麻烦，盼望着柳青请来尚方宝剑，再随手卸去这个包袱。可宝剑迟迟不到，他们便以为柳青无能为力了。
其实柳青一直在努力着。她为小白联系法律援助；往馆陶县法院打电话，希望他们免除小白的诉讼费；与邯郸市司法局商量，希望他们给予小白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可一切都石沉大海。
拯救绝望的人也濒临绝望。柳青真的不知道小白的出路在哪里。海浪只能拍打浪下的礁石，山风只能吹动谷中的丛林。柳青仅是个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员，权力的影响力超越不了北京市西城区，如何管得了四百公里外的徐村乡政府？
世俗的力量消磨着法律的公信度，让一切善良纯洁的人处于迷惘的地步。
可天使正是因为傲视世俗才成为天使。
柳青坚信凭着对检察官职业的忠诚和良知一定会走出绝境。
小白被请出乡政府后，柳青每天都接到他的电话，后来才知道，电话都是在徐村镇路口一家小卖部打来的，小卖部的女老板可怜小白，知道他是给北京的检察官打电话，从不收他的钱。一次，小白打完电话，女老板不知道柳青还是个女孩子，接过话筒就说：“北京他阿姨呀，这孩子太可怜，每天没有地方住，有时就睡在大街上。我看着可怜，有时候给口饭吃……”
柳青心疼了，又给小白寄了些钱去。
几天后，苦于无处申诉的小白来到北京直接找到柳青，这使柳青立时陷于两难的境地。良知使她不能放弃小白，可她的能力已难以解除小白的困境。她不再犹豫，将小白的遭遇向西城检察院领导做了汇报。检察院领导肯定了柳青对小白所作的工作，支持她将救助工作化作检察院的集体意志。对她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这件事既然咱们管了就要管好。
柳青不再孤独。
西城检察院的主管检察长亲自和北京西北郊一家救助站联系，希望他们暂时收下小白，给检察院一段解决小白问题的时间。
小白安顿好后，西城检察院委派柳青联系北京的法律援助机构。很快一家律师事务所答应为小白打官司。可就在形势出现转机时，救助站来电话说小白不见了。
柳青很自信，没有着急，更没有去找他。她觉得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已经将他们栓在了一起。果真一天没过去，小白就给她打来电话。
“姐，我在一个朋友家。”
柳青严厉地：“你在北京有什么朋友？”
小白赧然地小声道；“狱友。”
柳青陡然紧张起来，她审理的狱友出狱结伙再犯罪的案件太多了。她刚要开口训斥小白，小白却抢先开了口。他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
“姐，他们要我去偷自行车，我不想去。”
柳青的唇角露出了的笑意，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小白还是个善良的孩子，能够将这样的秘密告诉她，使她得到说不尽的慰籍。但她感到危险已临近小白。“姐要你回来，到我这儿来。”她用命令语气说。
必须切断小白的这种联系，柳青立即向院领导汇报。院领导当即决定将小白送回老家，先在他二伯家等候消息。
检察院派了两位检察官将小白送上火车。在车站两位检察官对小白说，柳青姐和西城检察院会将他的事管到底。
送走小白后，又是一轮为救助小白无功的行动。柳青好累，每一次碰壁，她都要对着长空发问，难道这个孩子就没人管吗？难道通过正常渠道就不能够帮助这个孩子了吗？
柳青知道小白不会无休止的等待，他曾对她说过，别人的孩子每天醒来后想的是今天吃什么，我醒来想的是今天到哪儿找吃的。这样长的时间没有给他送来希望，柳青心急如焚。终于有一天，她听到了小白狂躁不宁的声音，电话中好像在向她诀别。
“姐，我想在电话里跟你说，谢谢你。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今后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要以我的方式解决！”
柳青周身一震，好像闻到了血腥的味道。“你要用什么方式？”
“你不是说不让我再做坏事吗？我大伯这么欺负我不是也在做坏事，可怎么没人管？我要毒死他们全家！”
柳青像每次小白不冷静时一样严厉地呵斥他：“只要你不再做违法的事，我会帮助你到底，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原则，就没有我这个姐了！”
可这次小白没有听下去，电话挂上了。她忽然觉得小白在离开她向虚无飘渺的远方飘去，她想抓住他，却被他脱身而去。
她等他的电话，昼夜相易，没有音讯。她已经习惯了每天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让她心里踏实。她的心慌了。 。。
一个女检察官和一个少年犯的故事 四
四
六里桥，因为有了北京城最大的长途客运站，这里成了五湖四海的汇聚地，尘土飞扬，污水四溢，拐进小巷便有到了外乡的感觉。
来京专卖汽车靠垫的女老板张晓玲正在张罗生意，儿子突然领回来一个流浪孩儿，五月天了还穿着棉衣棉鞋，身上脏的不知有多少日子没见过水。儿子说这是他老家的同学，看到他时正在不远处一家洗车铺洗车呢。
张晓玲见不得受苦的孩子，看见就心疼。儿子既然这么说了，就带他去吃饭，然后给他买来新鞋新衣服换上。孩子一定没有母爱，张晓玲的关爱叫这孩子落泪，他很快就片语不留地将自己的身世说给张晓玲听。这让张晓玲更受不了了，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