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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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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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考察（1）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一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 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一个士兵通过一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办法。
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到英国考察（2）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