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辽同志兴衰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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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说道，我笑得说话都有些困难了。
“奇怪，有些事情并不能让我发笑，可是却能叫你那样地感到好笑。”他说道。
我停下来，不笑了，因为我注意到居辽同志发火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好好干，搜集好资料！深入地研究悲剧问题！在社会主义现实哲学万花筒的照耀下，今日生活中的悲剧观念不应该存在于乡村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悲剧只作为范畴的东西存在。生活的欢乐——这应成为基础观念。”他说道。
我大胆地插话：
“我们是否坠入了享乐主义哲学？”
他耸了一下右肩，说道：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生活过得愉快，不是享乐主义，我看你与我是相隔十万八千里，说话根本说不到一起，我要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清理出去，因为你会无意中把一些毫无关系的东西汇集到资料里，然后为了我的课题你还要交上来，对此我可不感兴趣。然后，你就停止为我提供服务于国际会议的材料！这么一来，事情可就完蛋了。政治路线在受到伤害！”
我深受震动地走了出去。居辽同志曾是个严厉的人，他真的挺厉害！
他能在我为他准备的报告中找出某一思想性错误。真是见鬼了！是什么火燃起了欲望，促使他要求我来面对悲剧范畴的问题？这个范畴同农村知识分子有联系吗？
他打开门，再次把我喊了回去。
“戴木克，”居辽同志说道，“你当初同现在调到戴佩莱那的塞姆塞丁一起工作是比较轻松的，他要求你随便去搜集什么资料，而我要的则是科学性的、在文学方面被鉴别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哲学（fillozofi）这个词不要在发音时读成一个‘l’，而要读出两个‘l’，即‘ll’。不说了，这是正字法要求的！在人类精神生产的这些领域，我劝你得学习才成啊。你应该知道，精神生产转换为物质生产，转换为生产力。而你们却对我说，要我去休假！你们在想什么？想要我把工作扔下一半，要我把身体躺在海滨浴场的沙滩上？领导过这个处的塞姆塞丁，曾经叫身体躺在海滨浴场的沙滩上，所以才把这个处领导得一团糟，然后等着从上面派来一个工作组调查我们处的情况。这个工作组应该找我这个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人。当前，在这种状况下，我怎能到海上休息呢？”
“话是这么说，居辽同志，你还是应该休息休息。”我说道。
“你什么时候有我这样一种负责精神，那时咱们再一起说话！”居辽同志说道，摇着头，想着心事。
“那我哪儿知道！是同志们在为您担心。”我说道。
“我有个原则：同志们的话我听，但这一次，说到我休假的事儿，我不听，请原谅。不过，你听着，明天你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我说道。
“那么晚上你带着巴基里一起到我家来一下，彼此亲亲热热地坐坐，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你一点儿都不要害羞！从前，你们不到我们这些领导者的家里，现在，你们就来吧！咱们大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咱们之间不存在鸿沟。”居辽同志说完这番话又说，“我不愿意你们再跟我念叨休假的事儿。就这些。埋头工作，好好干吧！”
我从居辽同志办公室走出来，他刚把门关上，又从屋里喊我：
“阿洛！”
我又走回去。
“你忘了记的东西！听着！我给你提个意见。塞姆塞丁可以对忘事儿的马大哈感兴趣，你不能像从前跟塞姆塞丁那样跟我工作。把卡片拿去！”他皱起眉头，以权威者的架势对我下命令。然后他软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补充说，“好吧，戴木克，明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们，你和巴基里两个人。借此机会你了解一下我另一方面的生活，这方面的生活我们称作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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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接待来访（1）
“咱们走进屋里，将看到迪奥金伏在总乐谱上忙活，居辽同志埋头研读一本厚厚的书。”在居辽同志居住的公寓门外边，巴基里以一种令人纳闷的腔调说道。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道。
“我想出来的。”他说道，“迪奥金要出去玩，居辽同志好不容易把他留在屋里，这个场面咱们将会看到，咱们要对这个孩子异乎寻常的毅力表示惊奇。”
我们在门前稍站了一会儿，楼梯上闪着微弱的光，一片安静。巴基里摁了一下门铃，没听到有人的动静，他又摁了一次，一阵鸦雀无声。
“居辽同志在埋头学习，用心钻研问题呢！”巴基里一边摁第三次铃，一边说道。
这时候，听见脚步声了。开了门，阿蒂拉肩披一条丝巾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穿了一件蓝的确良连衣裙——那裙子裁剪得非常得体、时髦，鸭蛋脸，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大又黑的眼睛，厚实而漂亮的嘴唇，全身闪耀着健康而快乐的神情。即使一个陌生人也会明白，在这个女人身后的住宅里，笼罩着欢快和乐观的气氛，绽开着无忧无虑的富有生命力的百合花。这些乐观主义的百合花的芳香也向我们的脸上扑来，扑到正派的工作人员——我的朋友巴基里的脸上，也扑到我这个闷头写报告的人的脸上。她的住宅里飘散着这种幸福的百合花的芳香的时候，阿蒂拉可晓得我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忙个不停，在为她的丈夫、非常可敬的居辽的研究提纲梳理“资料”？阿蒂拉是否知道，我在塞姆塞丁身边工作时写下了多少页的东西？不过，可怜的塞姆塞丁对我写的报告没有哲学品位的要求，正如居辽同志所说的，他连平铺直叙的东西都接受。只要把一页页纸填满了数字和事实，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而居辽同志则不然，他要求哲理性论证，要求文字要有评论色彩和思想性，甚至还要有格言警句和民间谚语。
她那动听的声音唤醒了我：
“请进，请进！巴基里，你好吗？戴木克，你怎么样？在居辽讲话的会上，我就没见到你。”她说道，然后向丈夫喊：“戴木克和巴基里来了！拿什么款待你们呀？太棒了，太棒了！”
“阿洛！”从屋子里传出居辽同志的声音。
居辽同志躺在长沙发上，阅读一本厚厚的外文书。他穿的是军装，下身穿的是上腿肥下腿瘦、紧紧贴在腿肚子上的马裤，上衣是呢料制服。帽子挂在墙上，同样是军人式的。我们一进屋，他就站了起来，用一个手掌把马裤理得板板正正。然后，擦了擦眼睛，不声不响地待了片刻，好像要使足力气作出重大评判似的。后来终于皱了皱眉头，高高地举起一根手指，做了举手不动的姿势，说道：
“我回来有一个钟头了。我跟Q同志到达依迪山上打野鸽去了……”转过身来对像个小大人似的拿着乐谱坐在桌子旁边的迪奥金说：“够了，够了，别老摆弄那些乐谱了，你这样要得病的！”
“算了吧，居辽，让他作曲吧！作曲，妈妈的宝贝儿子，作曲去！”阿蒂拉说。
迪奥金手里拿着钢笔坐在桌子旁边，在密密麻麻的五线谱上面勾勾画画地忙碌着，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与此同时，阿蒂拉做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她展开双臂，使劲儿地拍巴掌。这是一个信号，表示发生了一点儿令人惊奇、预想不到的事情。
“居辽，你忘了从腰带上卸下手枪了！”她说道。
“真的！”居辽同志说着就把手枪带子解了下来，“嘿，真是！” 。 想看书来
居辽同志接待来访（2）
阿蒂拉接过拴着宽皮带的手枪，将它挂在墙上。巴基里对我挤眉弄眼，点头向我作了个暗示，靠到我跟前，慢慢地对我说：
“手枪是这会儿别在腰上的！别在腰上给咱们两个看，阿蒂拉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
“小声点儿，慢慢说，都让人家听见了。”我胆怯地说。
居辽同志再次靠到我们跟前，拍着我们的肩膀说：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你们干得蛮漂亮，让我很开心！”然后，他稍停了一会儿没做声，接着又补充说，“只来了你们两个？”
“我们想叫克里斯托夫也一起来，但他没有来，因为在‘达依迪’宾馆他有一个活动，要出席款待几位外国民间文艺家的宴会。”巴基里说道。
居辽同志用手掌拍了一下额头，说道：
“啊，他哪里找到机会今天晚上要去出席宴会！我对克里斯托夫很感兴趣，因为他挺幽默。他若是来了，从地方报纸上刊登的犹如珍珠宝石一般的话语中来上那么一两句，该有多好！他找到那么些笑话，真是好极了。从《山谷的雷声》那家报纸上找到的笑话最多。是吧？他是怎么找到这句话的：田地里相当大数量的老鼠，被手艺人做的捕鼠器捉到了！还有另外一句：老鼠玩火柴，烧毁了猫的家。瞧瞧，讲了这样一些东西。”
巴基里和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居辽同志把它称作工作间。迪奥金手里拿着乐谱也进来了。居辽同志打着灯，他的工作间宛如剧院演出的舞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前边墙上挂着大壁毯，壁毯上交叉地悬挂着两把古剑。古剑的两边是两支手枪。一支手枪上镶嵌着燧石并安着用白银装饰得很讲究的剑把；另一支是那干式的，上面还带着石磨的图案。右边的墙边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摆着从最古老的到最新的书籍，有阿文的，也有别种语言的。在书架上边的墙上，缠结着一个散发着树脂香味的鹿头。桌子上，除了两个海中贝壳样式的烟灰缸之外，两边摆放着纸张和笔记本。墙角处安了黄色的蜗牛样式的地灯。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坐下来，又回过头来去看以壁毯为背景挂着的两支手枪。迪奥金注意到了我，声音又大又尖地说：
“爸爸还有一挺机关枪！”
居辽同志听见了儿子的话，转过身对他说道：“迪奥！我们要谦虚点儿，第一，它不是机关枪，而是自动步枪。第二，这一点更为重要，父辈人的武器使我们感到自豪，可是不能太过分哟！”
阿蒂拉从门槛那边冲着他们说：
“住嘴，一边歇着去！真是太奇怪了！居辽，你跟迪奥金以牙还牙地吵，他是个小孩子呀……”
居辽同志双手叉着腰，遗憾地凝视着阿蒂拉，说道：
“你跟我说他是个小孩子！可他在谱写交响乐！”
“天才是一个范畴，年龄是另一个范畴。同志们说在对辩证法的了解方面，你不是个弱者。”阿蒂拉笑着说道，那声音像姑娘的声音一样，这使我和巴基里很开心。
“好，好！咱们不说这些！”居辽同志说道，坐到沙发上。“请坐，都好吧？你们怎么样？下午过得如何？”他又冲阿蒂拉说：“他们俩是我的左右两臂，没有他们我就寸步难行，就完蛋，没法飞起来。”
阿蒂拉站在门槛处微笑着。
“居辽谈论起同志们来，总是激情满怀，情绪高昂。我懂得他为什么没接受到阿尔及利亚当大使的任命。居辽不和同志们在一起是活不成的。”她一边紧拉了一下披在肩上的披巾，一边说。说着她来到巴基里跟前坐下来，位置在她丈夫和我中间。
居辽同志接待来访（3）
巴基里把手向小桌子上一个挺大的烟盒伸去，居辽同志站起来，一边拿起烟盒递给我们，一边请求我们原谅：
“我这脑子想事儿就没想到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