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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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萋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
短世风惊雨过,
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
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囗,
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混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涛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侮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
“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
“‘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
“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目间)(目炎),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
“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惮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囗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分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
“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疚歉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糜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悻,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混绝,随心所欲而毫无疚歉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
“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
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
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摩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
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
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
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
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
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
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
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暮鼓卷 20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
·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天薄
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
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
囗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各位宰相,职
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
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
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皆可举);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拚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