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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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议甚好，符皇上之意。诸卿今日立储之功，皇上甚表感激。”
内臣张则茂陪皇六子延安郡王赵亻庸从内室走出。人们抬头一看，十岁的赵亻庸，着皇太子黄袍，戴明黄太子冠，有清俊之姿，神情拘谨。人们急忙叩头，高呼：“千岁！”
皇太后挽皇六子亻庸至群臣面前，取出一份“谕示”，发出懿旨：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听旨！”
王珪急忙出列跪倒。
“诣内东门召对群臣，宣皇上谕，立延安郡王亻庸为皇太子，改名煦……”
王珪叩头，伸手接过皇上“谕示”。
突然，福宁殿寝室传来皇后和宫女们悲哀的痛哭声……
王珪、蔡确等惊恐失色。他们低头悲哀着，明知大哀已至，但不敢哀痛出声。
皇太后听到哭声，神情突变，泪水流出，几乎晕倒，被身边的梁惟简扶着。
皇太子赵煦，痛哭失声，呼唤着“父皇”向寝室奔去。
时年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皇帝赵顼驾崩于福宁殿。庙号神宗。年仅三十八岁。
暮鼓卷 13
洛阳·汴京
斗转星移，骸骨癯瘴、齿发愈衰、六十
七岁的司马光，彷徨疑虑地走出独乐园
去京都吊丧·
在皇帝赵顼驾崩的哀乐梵音声中，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在内东门匆促地继承了皇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尊生母德妃为皇太妃，并与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其实际权力完全落到太皇太后的手里。这种符合伦理朝制的皇权交接，不仅没有维持朝廷的稳定，反而诱发了一场新的“改弦更张”的混乱。“变法”十七年来积累和潜伏的种种危机，一夜之间在朝廷爆发，在京都沸腾，在全国二十三路的州府县衙蔓延。“天下治乱之表”的洛阳，因居住着众多的朝廷耆老、致仕大臣、失意贬臣，首先闻风而动地哄闹起来：各种来自京都的消息哄响街巷，先是在悼念神宗皇帝赵顼的哀叹声中，议论朝廷近日“晋封王公”、“大赦天下”、“哀告四邻”、“中枢变动”的征兆，继而在赞颂太皇太后的摄政声中，谈论朝廷“散遣修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役”等举措的含意。于是，以致仕太师文彦博为首的“耆英会”成员司封郎中席汝言、朝议大夫王尚荣、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等，又开始了诗酒相会，以他们久于官场的敏锐目光和丰富经验，剖析“变法”以来的朝政纷争，剖析王安石退隐江宁后的朝廷现实，剖析神宗皇帝赵顼“元丰改制”后的悔恨当初，剖析太皇太后摄政后的心境追求。他们都有亲朋门生在三省六部，所了解的朝廷纷争内幕基本真实，他们的结论也就基本准确：神宗皇帝赵顼晚年的思想和太皇太后的一贯思想已趋于一致，恢复祖宗法度，清除“变法”影响，已是新的朝政的基本走向。这些老臣也有雄心壮志，也在追求晚节的不辱，他们虽已致仕闲居，但在政坛上仍有着“王安石涤荡未尽”的力量，仍有着“虎老威在”的影响。他们确信，太皇太后的摄政，将为这种“力量”和“影响”开拓有用的前途。风起云涌，夕照亦辉，“老骥伏枥”虽有无力奔驰之憾，但仍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壮心。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身边的“独乐园”，把消除“变法”影响的“改弦更张”寄托在司马光的身上。
三月十七日，神宗皇帝赵顼驾崩已经十二天，独乐园里的司马光仍独居钓鱼庵，面对着庵内神宗皇帝赵顼的祭牌和祭案钢炉里十一天来昼夜不灭的香火，衔痛怀哀的沉默着：风云际会，昔日君臣相知的鱼水情景终是难忘啊！
四个月前，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著述，书成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由范祖禹和司马康驱车送往京都，亲自上呈皇帝，总算完成了两代皇帝的嘱托，了结了一桩心愿。也许由于《资治通鉴》的完成，司马君实心境宽舒了，劳累减轻了，他的身体健康情状几个月来略有好转。虽然还是骨瘦如柴，但精神状态却不再孤寂；右肢虽然仍是举止不便，但右手已可握笔，右腿亦可拖着行走；须发、牙齿虽然更为稀疏，目视仍觉模糊，但语言恢复已近正常。三月六日，皇帝赵顼驾崩的消息传至洛阳，他痛哭失声，面东叩头出血，怆然高呼：“臣蒙圣恩，无缘再报啊”，啼嘘两日方止。
十一天来，司马光独居钓鱼庵不出，神情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三月八日，文彦博前来拜访，他以身体不适而拒见；三月十日，朝议大夫王尚荣、王慎言进独乐园问疾，他以头昏目眩而谢绝；三月十三日，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太中大夫张问等结伙而来，迳至钓鱼庵叩门求见，说有重要事情商议，他以“右肢疾发，举止艰难，无力开门”而杜绝；三月十四日，儿子司马康借奉茶之机，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消息禀告，希望父亲能入京吊丧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范祖禹借问疾之机，再次劝说司马光：“大行皇帝健在时，老师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载，君臣之义，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于朝制。当不俟驾而赴京都，吊丧致哀，以尽臣下之思。”司马光依然不为所动，仍在默默地沉思着……
司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隐江宁八年来的朝廷现实，已不再是“变法”的急行躁进，也不再是“新法”的滥行急施，而是“变法”败落后整个社会的神魂颠乱：人欲泛滥、道德沦失，民心涣散、文人牢骚，农商失望，官吏窃国自肥，重臣饰变诈为；奢靡风行，纲纪失威莫禁；奸人谋利，假名“变法”猖獗；上下交应，左右襟连，盘根错节，已成积重难移之势；世情颠倒，贵狡诈而贱仁义，守道循理者被目为屠头，圉夺奸轨者被赞为雄杰。情状如此，即使介甫复出江宁，只怕也要瞠目结舌，袖手兴叹。
他看得清楚，文彦博、王尚荣、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连来访，皆为今日天下倒悬累卵之势所趋，或欲捧自己于“火炉”之上。他喟然叹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马光此时之心境啊！光闲居洛阳十五年，久已绝问政之心，只求居此园独乐而已。况且今日自顾其影，心虽无惧而有馁，骸骨癯瘁，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世日无多，已无力在风云激荡中经受颠簸了，即使岁月倒流，还我青春，光五内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种解天下倒悬累卵之胆略、气概和霹雳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摄政，时处斗转星移之际，群臣斗法，百论嘈杂，各种力量都在重新组合，朝廷将陷于一个纷争迭起的困难时期，自己既无意于政坛，何必混迹于龙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吊丧致哀之举，何须争一时之先？衷心之诚，唯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已时时分，比司马光年轻十五岁的程颢走进了独乐园，竟然叩开了钓鱼庵杜绝客人来访的板门。
程颢，字伯淳，时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嘉祐年间举进士，熙宁初年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拥护王安石“变法”，曾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辞职而出任州县官吏。其人形容清癯，生性泊淡，学读善究义理，任事颇为公直，举止谦和，慎于言语，早年与其弟程颐从学于濂溪学者周敦颐，后于洛阳讲学十年之久，潜心研究理学，提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他的父亲程珦与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同属洛阳“同甲会”（类似于“耆英会”）成员，并与司马光交谊亦深，程颢遂与司马光成了忘年之交。传说司马光作《中庸解》，于不尽融通之处，常暂付阙如以待程颢来。程颢至，两人举茶相对，司马光一语之间，程颢一语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马光曾有叹语：“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今天，程颢一走进钓鱼庵，司马光似已知其来意，扶椅而起，高声相迎：
“伯淳至矣，我不敢宁居了。”遂设坐斟茶以待。
程颢对司马光十分敬重，忙执大礼请安，然后落坐而语：
“先生，太师文老彦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议大夫王老尚荣、卫州防御使冯老行己前日已赴京都致哀了。”
司马光漠然回答：
“长者先行，光之所企，不敢僭越而同往。”
“观文殿学士孙固和父，已于三天前由郑州趋车进京吊丧了。”
司马光回答：
“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间，曾侍神宗皇帝于颖王府邸，元丰五年虽因反对‘用兵西夏’而贬居郑州，终系神宗皇帝肽股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资政殿学士韩维持国，听说亦于三天前由许州抵达京都。”
司马光回答：
“持国在英宗治平年间乃颖王府记室参军，其功大焉，熙宁七年，移知许州，那是因为其兄韩绛子华入京为相，兄弟避亲之举。光贬逐之臣，怎敢与持国同步。”
程颢声色依然平和地说：
“先生谦逊谨慎，怕锋芒太露而遭忌，怕声震京都而招祸，难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灾吗？”
司马光神情震惊。
“先生居洛十有五年，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敌，或亲或仇者，无一日忘却先生，现处斗转星移之时，黑云涌空，风暴将至，独乐园篱笆疏稀，远非绝尘之境，先生于朝廷亲友之企盼，可以咽声作谢，于仇雠者的吠声相诬，也可以咽声作哑吗？若蔡确、张璪之辈以‘怨恨在怀，情无哀悼’八字谤论先生，先生将何以作答？”
司马光神情大骇，惶恐顿足：
“光仿惶疑虑，不敢辄行，计小失大矣！”
程颢便不再作声，起身离坐，向司马光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三月十七日午时，老仆吕直套好马车，在读书堂前等待司马光的到来。范祖禹和司马康牵马侍于马车一侧。司马光瘸着脚步从钓鱼庵走来，衣着如常，仍是一袭蓝色夹袍，所增添者，唯头上一顶圆顶宽檐布帽，状若田舍之翁。他走近读书堂，望着蓝缎作篷的车舆，神色变得惶恐而温怒，司马康急忙迎上，胆怯地向父亲解释说：
“路途遥远，父亲年老力衰，怕经不起鞍马劳……”
司马光厉声打断了儿子的话：
“把车卸了！”
司马康不敢再说，遵命转身卸车，老仆吕直却护着车辕看着司马光喊道：
“秀才，你是大病刚愈啊……”
范祖禹也急忙迎上：
“老师，莫怪公休，这是我和吕伯的主意。洛阳距京都几百里，一是怕老师不堪劳累，二是想早几个时辰到达京都。前天文老彦博先生、席老汝言先生，也都是乘车赴京都的。”
司马光语气缓和些：
“淳甫、吕直自然是一心疼着我，可你怎么也忘记了古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我们是去京都为大行皇帝吊丧致哀啊！驱车招摇于京都，我心怀歉疚而不敢为。况且，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