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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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穿过几次和服，所以自己先准备了起来。我穿上一双崭新的二趾袜，这种袜子在穿木屐的时候格外方便和舒适。艺伎，特别是舞伎，她们穿二趾袜就像芭蕾舞女穿芭蕾舞鞋一样。她们往往都有熟悉的定制商，二趾袜都是成批定购的。在艺伎眼里，最缺乏教养的事情莫过于穿着皱巴巴的脏袜子。
艺伎是不穿内裤的，这一点成为了醉酒后的男人永恒的话题。｛45｝由于和服将臀部裹得非常紧，因而内裤容易在和服上显现痕迹。而且，内急的时候，就算不用手忙脚乱地褪去内裤，可光是对付这身和服就已经够困难了。所以，艺伎们最贴身的一层衣服就是传统的“腰卷”，大概一码宽（约合米）、两码长（约合米），面料有棉质、丝质和尼龙的，简单地在腰部围上就可以了。
我穿上腰卷，套上一件棉质薄纱的汗衫，然后等着妈妈桑帮我穿上衬裙的衣领和袖子。这件黄色的丝质衬裙和浅粉色的缎子和服都是久鹿给我的。妈妈桑和另一个女仆一起，帮我系上织锦的宽腰带，上面是金色和银色的菊花图案。穿上这一身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和服，我赶去第一茶屋和其他艺伎碰头。当我离开三叶屋的时候，“欧巴桑”大声说道：“你的脚在打架呢，”嘲笑着我笨拙的步伐。
艺伎们即使是被请到先斗町之外的地方赴宴，客人们依旧必须通过当地的某家茶屋雇佣艺伎，这是先斗町艺伎协会的规定。那个晚上是由第一茶屋选派六个艺伎——包括我和一梅——赴宴，大家都在茶屋等着豪华轿车接我们去石尊大厦。这座大厦是一座精致的传统建筑，最初是由作家谷崎润一郎出资修建的，在1920年代，他经常在这里举办文学沙龙。
现在这座建筑归住友集团公司所有，公司最高层的行政官员可以在这里宴饮娱乐以及款待客户。当天晚上，是住友公司大阪分公司的社长预定了宴会厅。当我们驶过漫长的沙砾路到达这里时，天色已晚，长着苔藓的石灯笼在松树林里闪烁着光亮。这是晚上六点钟，艺伎的工作时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参加宴会的客人们已经到达了宴会厅，一共有十个人，全都是男性。他们喝着苏格兰酒，谈着生意上的事情。艺伎们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面有沙发和电视，我们就在这里等待客人的召唤。红叶带来了她的三味线，年轻的女孩子带了舞扇。考虑到客人可能会要求她们表演节目，她们简短地就音乐类型讨论了一会儿。红叶可以演奏任何风格的音乐，就看一年前成为正式艺伎的一梅和一照能够跳什么类型的舞了。她们很快就从保留剧目当中选择了两个，一个是《松之舞》，另一个是双人舞《石桥》，两个舞蹈的配乐都是长歌风格的。我们当中有一个叫一若的舞伎，能够跳更流行的《祗园歌谣》，歌谣的内容是列举与京都和舞伎有关的种种画面。
红叶调了调三味线的弦，以手指代替象牙琴拨，轻拨琴弦，让两个年轻的艺伎预演了一下。她转而又问我是否能表演唱歌，我说，大概能唱《水润新茶》，这是我目前为止掌握的两首小歌之一。艺伎们听说我会演奏三味线，还学习了小歌，不过她们都不太相信。于是红叶把她的三味线借给我，希望我可以亲自表演一下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
我接过她的三味线，发现这是一把用猫皮、黄金配件和象牙钉制成的精美乐器，比我那个结实但粗糙的狗皮木质三味线好多了。我将琴弦调到了本调子，这是三味线的调弦法中最基本的一种。艺伎们立刻产生了一阵骚动，“你真的会弹呢！”其中一个说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习惯，当看到外国人展示了哪怕是最初步的日本传统艺术技能时，他们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惊奇。“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演奏长歌了，”我告诉她们，这也许为我的调弦能力做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实际上，虽然我能够演奏比短歌更复杂的长歌，但我以前却没有学习过唱歌。那些唱词，对有些艺伎来说非常简单，可是对我而言则相当困难。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跟着录音带练习，尝试着控制自己的音调，可是据我受过钢琴训练的耳朵听来，那些调子似乎全都不在调上。短歌一般都比长歌的表演感觉更加放松，但这种放松只是一种假象，并且需要我非常用功地学习。
初次登场（2）
我们在会客室已经等待了一个小时，大家渐渐厌倦了无聊的节目预演，开始闲谈起来，这时候，终于有一个女仆过来领我们去宴会厅了。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再三叮嘱我一切礼仪都要跟着一梅做。在宴会厅门口，女仆们给我们一人递上一小壶温热的米酒。
一梅走进宴会厅，在房间下界（日本的宴会厅在空间上也有高低等级之分，靠里面上座那一部分为上界，靠门边的部分为下界。——译者注）的中央，她轻盈地跪地鞠躬，同时手掌平铺。然后她起身拿起酒壶，就像端着一壶圣水一般，坐到一位客人的身边。当一梅刚起身的时候，第一茶屋的妈妈桑立刻推了我一下，示意轮到我过去行礼了。那些客人们事先已经得知有一位美国艺伎陪宴，于是纷纷看着我，然后又面面相觑，最后看着妈妈桑。我向客人鞠躬，并且说道：“Minarai dosu e。Yoroshu otanomoshimasu”——这是京都方言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我是新来的，请多多关照。”客人们挠着头，都笑了起来。
一梅给身边的客人倒了一杯米酒，于是我也给坐在我右边的客人倒酒。他们端起酒杯一仰而尽，又将杯子递到我们面前。我招待的客人向第一茶屋的妈妈桑提问道：“她能喝酒吗？”显然对该如何称呼我拿不定主意。“当然可以！”我拿着待斟的空酒杯，直接回答他道：“您难道见过不能喝酒的艺伎吗？”
滴酒不沾的习惯与艺伎的职业是彼此抵触的。｛46｝我在众多艺伎的关注之下，成功地通过了第二个测试。大家逐渐把我视为艺伎群体中正式的一员——边看边学的一员。一旦我证明了自己观察和模仿师姐的能力，这些客人、妈妈桑以及其他艺伎，就开始把我当作一疑来对待了。而我在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之后，也开始轻松地体验作为一疑的感觉。一个新艺伎在参加宴会时经历的神秘训练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不是别的，正是积累与男人谈笑风生的能力，而且一般都是年长的男人。
年轻的日本女人基本上都没有这种能力。日本社会不鼓励年轻女孩在年长男人面前轻松自如地谈笑，所以很多年轻的艺伎必须通过训练来克服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舞伎一般都是害羞的，但这是十七岁女孩的特权。她们端庄地坐在一旁陪宴时，会将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记在心里。于是，当她们成为艺伎时，口齿伶俐、善于辞令也会成为她们的特色。这种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强的，往往五十多岁甚至六十多岁的艺伎在宴会上是最幽默的。
我的身份背景——大学毕业的美国中产阶级，奠定了我融入艺伎生活的特殊方式。在美国，我们这一代人不怕羞，也没有在男人面前拙嘴笨舌的习惯，更没有接受过女人应该卑下、谦逊的社会教育。所以，舞伎和年轻艺伎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与努力才能获得的与客人交际的能力，对于我这个美国艺伎来说，却像鸭子学会游泳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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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扬仪式
在我初次参加的宴会上，第一茶屋的妈妈桑觉得有义务向客人介绍一下我当艺伎的原因。“她是到日本来学习艺伎文化的。外国人只知道日本有‘富士山、樱花、艺伎’，所以她想了解艺伎的真实生活。她甚至还学习了三味线和小歌呢。”
这位妈妈桑又走到我旁边问道：“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一疑？”“人类学者。”我轻声说道。于是她夸张地说：“她是一位人类学者，想在先斗町的社会学校里获得艺伎博士文凭。”
客人们都笑了，其中一个人声称，现在也差不多该有人来研究艺伎了。那位妈妈桑立刻向他道谢，把这个客人的话视为对自己的恭维。在大家了解了我当艺伎的原因之后，一些客人抱着怀疑而好奇的心态，想看看我是否真的在研究艺伎文化。“你知道什么是‘水扬’吗？”宴会的主人社长问道。年轻的艺伎们咯咯笑了起来，年长的艺伎则装出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只是从书上看到过，”我答道，在我的印象中这好像是暗指艺伎的初次性经验。
社长因为有机会向大家展示自己渊博的知识而高兴，他进一步问道：“能不能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水扬’呢？”｛47｝艺伎们觉得这也许是个不错的话题，都怂恿他继续。“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他开始解释道，“但是以前的水扬一般需要七天的时间。妈妈桑要为女儿选择一个男人进行这个仪式，不能是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小伙子太稚嫩了，要找一个既有钱又真心的年长男人。”
“就像您呀，社长先生，”一梅奉承道。
“没错，”社长继续说道：“我就是理想的‘水扬相公’，你们当中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稍后跟我说一声。”艺伎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这个水扬相公有点像雄蜂呢，他只需要完成‘水扬’仪式，然后就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一个年轻的客人，似乎对这种奇特的风俗并不熟悉，兀自沉醉于这样的想法。另一个客人追问道：“为什么要花七天时间呢，社长先生？”
“妈妈桑或者是其他有经验的艺伎要准备一个房间，在枕头边放上三个鸡蛋，然后她们就撤到隔壁的房间，时不时咳嗽两声以告诉房间里年轻的女孩，她们在隔壁陪着呢，不用害怕。”
“啊，这也太尴尬了，”一照说道。看来她的思想里面已经浸润了现代注重隐私的观念。
“那个男人会让舞伎躺下，然后把鸡蛋弄破，他把蛋黄吞下，蛋白则涂在女孩的大腿间。‘这就是水扬。晚安，亲爱的，’他这样对女孩说，然后就把灯熄灭。第二天晚上，房间仍然会像前一天一样布置三个鸡蛋，男人依然把鸡蛋弄破，吞下蛋黄，给女孩涂上蛋白。‘这就是水扬。好好睡吧，亲爱的。’以后的几天夜里重复如此，不过，每次男人涂蛋白的手指都会稍稍深入一些。然后在第七天，舞伎已经对这个小小的仪式习惯了，她会变得非常放松；而男人因为吃了一个星期的蛋黄，身体更加强健，那么‘水扬’自然会很顺利地完成了。”
年长的艺伎们大声笑了起来。“我十六岁的时候进行的‘水扬’，”第一茶屋的妈妈桑回忆着自己的舞伎时光，说道：“好几年之后，我和几个朋友对比‘水扬’的经过，发现非常相似。那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水扬相公’是同一个人！”
“那么现在呢？”我问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艺伎社会性问题的好机会——这个问题，通常会引起艺伎的暴怒，当然，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个妈妈桑说道：“如今没有‘水扬’仪式了，放鸡蛋或者不放鸡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