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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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直厍笳狻Ｒ虼恕痘是寰狻芳啊缎是寰狻肪统晌渚Ｋ卸林椤！�67】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68】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的《天文志》、《刑法志》，《隋书》的《天文志》、《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同时也相当重视各种会要，还有三通（南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并大量阅读其他杂史。因为注重史实，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学诚，尤其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见解。对于诸子，陈寅恪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对于古文，最推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姚鼐、曾国藩诸大家。而对于古代诗词，陈氏佩服陶渊明、杜甫，虽好李白及李商隐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除几首宋人词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陈氏本人作诗不多，但都很精美，吴宓颇为叹服，并经常向其请益。而陈氏一生的诗文中，当属吊王国维的长诗与纪念碑文最被世人推重。【69】
陈寅恪到清华时，吴宓因受张彭春和国学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辈的挤压、胁迫，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调至外文系任教。因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氏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才是梁启超，而王国维与陈寅恪在心灵上的沟通要远比梁更为深刻悠远。与陈氏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70】
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71】，即指此段情谊。
当然，陈、王相对话旧或陈氏独处，并不是整日没完没了地哭哭啼啼，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陈氏的清华弟子蓝文徵曾说过一个颇似笑话的故事——陈寅恪极其幽默，有天几位学生在他家问学，陈兴致上来，对众弟子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72】众人闻听，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圣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称是康氏的弟子。王国维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因而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便成了“再传弟子”与“同学少年”。只是，随着王国维的沉湖，这些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们再也不能向这位誉满神州的一代大儒请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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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沉湖（1）
“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晋见“皇上”，还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73】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送走谢国桢等人后，又回到书房批阅完试卷（第三届研究生招考），乃写遗书一封藏于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王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门雇一辆洋车径赴只有几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让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步入园内，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园内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74】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引起了清华师生巨大悲痛，全国学界为之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75】
陈寅恪诗文尚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76】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77】，“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78】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过往岁月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其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使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79】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王国维沉湖（2）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起于个人恩怨，或后来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80】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81】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深为此而庆幸的吧。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2】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震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只是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别纷乱的世界时，赤县神州再也没有人为其撰写悼念文章了，只有远在美国的赵元任闻讯，写了一篇小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愤感伤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83】的梁启超。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王国维沉湖（3）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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