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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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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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1）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多少感想，掩卷时也必然全都化为一声叹息与一丝庆幸。所叹息者，为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年岁，折损了多少学者、苦难了多少百姓；所庆幸者，为自身至少生长在一个战乱已然平息的国度，烽火不再。全书厚达四百余页的规格，本著除了记载两位学术巨人一生的波涛汹涌，也旁及了许多或举世知名，或仅在本门学科传为耆宿的学者。作者岳南，写的虽是陈寅恪与傅斯年，实际上却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清末民初的文史学界概况。
　　为何岳南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人作为主题？与其说这两人的私交特别好，我倒觉得是作者有意拣选出两名身家背景相似、有着相同立派潜力，最终却各有缘故，而“壮志未酬”、半途倒地的大师级人物。而他们两人选择的道路如此之不同──不仅在于留守中国大陆或撤退台湾问题上，更在于是否任官致仕的选择──却又都是令人唏嘘的收场：傅斯年当仁不让，最终病倒任上；陈寅恪虽欲修身养性专事著作，却无奈遭逢大变，最后竟命丧*之中。人不寻事，事却未必不寻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避世之路，终究也在泥流滔滔下消逝无踪。初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对开头的祖上亲源考很不耐烦。谁的祖宗做了什么事，而与哪位历史名人有了若干连结，之后的徒子徒孙彼此又如何交往。这一类复杂的事迹，若非是对系谱学颇有兴趣的读者，想来难以忍受，但缺了这些功夫，又难以明白文章里那些机窍。但只要熬过了这些关卡，逐渐讲述到两位大师自身的来往人物时，那些名字可真是闪闪耀耀，直叫人难以闭上眼睛。一时间我有些懵了，这些人物，都同处于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时世之中？那真是一种震撼，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悲伤与叹惋。随着书卷往下，世局变动，际遇变迁。动如参商的二人总是因缘际会的错过，又或仅是匆匆的偶一聚首。
　　他们的来往，多是透过书信电文。然而信文却非风花雪月，亦非学术见解，而是非常实际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弟告急，乞援。内子病弱，女复如何。。。。。。那让人看了，喉头都紧了。往广处想，陈寅恪尚且算是有头有脸，有处伸手的名人，那些无名的平民百姓，却又是如何熬过、如何想方设法的逃难与贫病？于此，不难明白，当抗日甫告一段落，国共却又起内战时，大众的厌战情绪。也不难明白，*颟顸的蒋家政权与孔宋王朝又是如何的人皆曰可杀。难以明白的，反倒是这些学者大儒为何仍愿跟随国民政府的号召，迈向了一个前殖民地的海外孤岛？
　　书中隐约的给了答案。国民党*虽恶，尚是一惺惺作态的伪君子。尽管*自由只是饰品，却由于这些饰品，而在言论与行动上有转圜的余地。但那些口口声声叫喊“人民意志”，实际上却以领导者的意志（或者说，权力者之间的斗争）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人，给你开五金花，就是开五金花，欲百花齐放者，便是与人民作对，便是千古罪人。那或可以说是真小人。虽则伪君子与真小人到头来仅有程度上的差别，但终究那么一点点差别，决定了傅斯年身后备极哀荣，而陈寅恪被争斗致死的命运。这岂是当初傅、陈二人所能预见？时局诡谲，莫此为甚了。

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2）
比起陈寅恪，我对傅斯年是感到亲近一些的。不单是因为日日走过傅园、傅钟的缘故，更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忍不住把一个身影黏贴上去。自然，我心中的人影没有傅斯年那么伟大，也并不见得总获得正面评价，但我总觉得有那么几分相似的地方。由此，反过来觉得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坐上了那么多位子的傅斯年，他的行事可能也不见得总是坦荡荡的。尽管如此，书中所录的一段傅斯年谈话，却是真的让我佩服不已：“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尽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这段话，真的让我感受到所谓的高洁情操与远大的视野，并为台大最终能迎来这样一位校长感到骄傲。
　　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　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　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的受到挤压。“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的这样一段文字，总让我有些微的违和感。虽说文字本身属于较感性的抒情文字，在全书的结尾，有这样的联想，实数自然，然而这样的联想，或许却正好显现出岳南对于台湾历史认识的不足。因为台大的椰子树，实际上是在日治时期，为了营造出“台北帝国大学”位于日本帝国领土最南方所应有的热带岛屿形象而特地栽植的。傅斯年的精神，实际上是透过傅钟每日响起的钟声，代代传递下去的。那上下课时二十一声的钟响，是为了提醒学子们，老校长曾经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余下三小时是拿来沉思的。”如同傅校长的老师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书其实最忌无条件的信任作者，尤以学术、传记类的作品为甚。作者隐恶扬善，乃是普通，断章取义，亦属平常。虽则如此，作者毕竟还是替读者指明了一条认识的路径。只是，循之而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著书中那些细微的阙漏，以免错过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另一条可供行走的路径。
　　201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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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华园（1）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