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守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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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不愿花很大的工夫，无聊地去辩解，去为自己解释什么了。愿意有生之年，再为相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想会更重要，更有意义。
一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
一些苦，总得有人来受。
《友谊颂》毕竟是我在那个年代，一次特殊的创作经历。这段相声的很多语言，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言。而且，很多六七十年代出生人以为相声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
引起风波的《战歌嘹亮》（1）
1976年，中央文化组给说唱团发来通知，7月份要举行全国曲艺调演，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作品必须写“路线斗争”，写“走资派”。团里紧急召开会议，立即布置下去创作新节目的任务。
当时考虑到侯宝林先生没有新节目，就把《老青年》这个节目给了侯先生。上面要求，再创作一段。于是，就有了后来引起很大风波的《战歌嘹亮》。
当时，我带着唐杰忠、李文华、赵连甲、郝爱民以及团里的创作人员杨锡钧等，下江南深入体验生活。这“江南”，即是我和唐杰忠、杨锡钧，一个月前才离开的桃源。
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采访重阳河坝。这座河坝是当地同志自力更生建起来的。公社坚持要修河坝，以解决本地几千亩灌溉问题和附近几个村动力和照明发电问题。可是重阳公社很贫困，除了粮食之外，其他收入微薄。讨论中，观点交锋比较激烈。一部分人认为劳民伤财，要修，请上面拨款；另一部分人坚持自力更生，宁愿少分配也要修河坝。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斗，全社劳力挑土凿石，用竹筋代替钢筋，修起了河坝，能发电，能灌溉，被评为自力更生修水利的先进典型。
第二件事是修“三八渡槽”。这座渡槽二百多米，全用石头砌成。在比较贫困的和平公社，它能灌溉一千多亩农田。我们去采访时，渡槽已经修好，正在搞后期配套工程。当时有一百多名妇女在山间凿石头，丁丁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渡槽横跨两山之间，石头是深红色，像一道彩虹，格外雄奇。我们看着姑娘们灵巧地打石、凿石，深深地被吸引了。她们告诉我们，虽然很苦很累，但她们都不怕。还自豪地伸出已有老茧的手说：“这座渡槽，就是我们妇女凭两只手打出来的。”
采访回来，我们集中在桃花源山上小招待所创作。大家聚在一起整理、研究采访题材，讨论了很久，确定了一条矛盾主线：自力更生与“等、靠、要”。我们设计了一个青年女大学生回家务农，带头兴修水利，自力更生搞水利建设。还设置了一个对立面：“摇头书记”，请示他什么事都摇头，总是强调困难，什么都“等、靠、要”。整个作品以战歌贯穿。
这个作品构思很认真，但是由于受###的束缚，创作时总是战战兢兢，写起来很不顺利。为了节约时间，我和王兆###师采取了大家讨论完的框架，由我口述，王老师笔录，有争议的地方，停下来讨论，然后继续下去。这样写作，往往事半功倍，后来我们写作就沿用这种办法。经过四天苦熬，终于拿出了“摇头书记”的初稿，名为《战歌嘹亮》。
《战歌嘹亮》这个段子，是我一生创作中，最违心写作的节目。我和唐杰忠排演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排练总不顺利，老唐的词儿和战歌的调门老记不住。排练后先在县城剧院演出，我感到效果不如第一次在桃源演出那么强烈。接着，县委书记和文化局局长陪我们去桃源纺织厂慰问演出。这个纺织厂有职工、家属一万余人，在广场搭台演出。观众热情洋溢，寄予厚望。那天，我们偏偏不争气，老唐唱战歌找不到调门，我也慌了手脚，两人草草演完“摇头书记”一段，为了补救，又演了其他两三个小段子匆匆收兵。后台休息时，我正在发愣，忽听到县委刘书记和王老师在嘀咕：“我感到这个节目没有《老青年》好，为什么硬要写一个摇头书记呢？”
王老师解释：“这是上面交的任务，非写路线斗争不可，不然，他们回去交不了差。”
刘书记忧心忡忡地说：“你给马团长说说，我总认为，少写政治上的东西为好。”
我感到一阵阵发冷，心里不是滋味。
回到北京，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之际，部里、总团听了汇报演出之后，部里的一个负责人说：“这个节目，加加工还是可以的。中央文化组有指示：‘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每一场晚会就是一场战斗，每一个节目就是射向邓小平的一颗子弹！’这样吧，明天，你们演员参加再汇报，我、总团负责人，另外再找几个人，大家集体研究，认真修改！”
引起风波的《战歌嘹亮》（2）
第二天，在总团负责人办公室，我和老唐又去汇报。逐段汇报。因为我们只是写“等、靠、要”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刚说了几句，部里负责人一挥手：“这里停停！这个地方，太含蓄了，你得点名，就点邓小平的名嘛！”我们一听，这怎么改？兴修水利与邓小平有什么关系？
“文艺作品嘛，怕什么呢？这地方点名！后面可以含蓄一些，还保留了他的党籍嘛！”这位部领导非常坚决。
一句一句往下说，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因为节目骨架不好改，这位“领导大人”就是主意多：“开头加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结尾把‘摇头书记’安上一个‘小平头’，让‘摇头书记’哭。”
最后，“领导大人”又得意地嘿嘿笑，说：“这种‘底’，似是而非的，让他（指邓小平）去想，让观众去想，很好！为突出战斗力，题目就改为《战歌嘹亮》吧。”
改！
写过那么多节目，可我从未见广播局的一把手，能这么具体，亲手指导，一字一句，修改节目。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关照”的作品，获奖百分百。当年七月初，“全国曲艺汇演”，它果然成为“优秀节目”，而且《人民戏剧》立刻发表了。
一年以后，总团和广播电视局开展清查运动，检查执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错误。这件作品重新被提起来，有人说：马季曾投靠“四人帮”，《战歌嘹亮》就是例子！
风声传到我的耳朵里，真是有苦说不出。
说我这个段子写错了，没话可说，因为奉命而作。上面错了，我也错了。但说投靠谁谁谁了，太牵强！于是，在广播电视局批判那位“负责人”的大会上。我把这个节目的产生、演出的经过，说得明明白白。这世界上的人们就是奇怪，你越说真话，就有人越是不信。可我的性格决定，我不说假话！
事情还没有完，人们还在继续怀疑。这个时候，有好心人提醒我说：“能找到原稿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马上去找原稿。我写作有个习惯，改过一稿，就把前稿扔掉、毁掉。自己肯定没有原稿了。打电话给王兆元，谢天谢地，他还留着！他说：“你可以把我们当初创作的原稿给他们看，‘批邓’的内容不是我们的原意。”
他立刻将原稿给我寄来，我交到部里，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在这段时间我创作了《友谊颂》、《海燕》、《战歌嘹亮》等在当时来说很流行的相声段子。我不懂得###，我一心一意地爱着相声艺术。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我不怕受委屈，不怕受误解，我努力地创作和表演相声，就是想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要为相声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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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团长职位（1）
1985年，我正式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职务，并推荐姜昆当上了团长。
说实在话，这个团长我早就不想当。1978年，我与唐杰忠、赵连甲在海南体验生活，团里去信，正式任命我为广播说唱团团长。这个团长权力不大，但事情不少，大到传达文件，组织演出，小到添置一把笤帚、报销2分钱存车费。上面还有总团领导、老艺人坐镇，我没有官瘾。当时我就表示干不了，但上级领导说你虽然是名演员，但也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勉强上了任。但这个团长实在牵扯精力，而上面配的书记、副团长等人又对说唱团的业务不太熟悉，我感到当团长已经影响到了创作。
辞去团长后，我调到总团创作组，除参加说唱团必要的演出外，平时在总团专心创作。当时我痛感到相声表演越来越走形，打打闹闹、哼哼唱唱、胡拼乱凑之风日益严重，缺乏严肃认真的创作。也许是我保守，对这样的“新事物”不能理解，但是我感到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在减弱。于是，我有了举办专场相声演出会的想法，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相声的看法。演出前开了新闻发布会，我公开宣称这场相声演出会就是让观众看一看，真正的相声是什么样。
1987年3月我成立了“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创作班子，在团中央招待所集中创作、排练。这次活动得到青岛一家企业赞助的八千块钱，就有了创作费用。创作排练是全国政协开会期间，我请假到招待所集中。3月17日全队人员到齐，演员有11人，除我之外，有赵炎、王金宝、刘伟、冯巩、王谦祥、李增瑞、戴志成、郑健、刘惠，还有工作人员五人。总团团长亲自召开动员会，紧张有序的集中创作、排练开始了。12天，我们创作了一台节目。
在集中之前，我有了不少素材，也写了几个初稿，刚集中之时，王兆###师因为拍电影的事到北京找我，我就请他帮助我创作。在短短的十二天中，我们写出了《笑的探讨》、《老少乐》、《无名者》、《婚丧嫁娶》等新节目，修改了相声小品《买表》。大家抓紧时间排出新节目后，又排了原来演过的《五官争功》、《一仆二主》、《四字歌》、《美》、《百吹图》等几个节目，这样可以拿出群口、对口相声十五段，相声小品两个轮流演出。这台节目运用了相声的多种形式，比如说《五官争功》，五个演员合作演出。刘伟、冯巩演出《婚丧嫁娶》，说农村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债问题，办喜事、丧事往往变成捞钱的机会。王谦祥、李增瑞表演的《无名者》说的是虽然有很大贡献却始终默默无闻的人。新创节目还有相声小品。这些段子创作出来后，政协会还没有结束，我就给政协委员来了一场汇报演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受到一致好评。我对演出组的人员说：“要发财，不要到这个剧组来，我们这个集体是相声探索的集体，从我开始每个演员每场只有补助50元，工作人员30—40元。”
我向团里打了报告，征得说唱团领导的同意，说唱团请示电视台，电视台同意作为演出单位之一，这台节目就是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艺术团主办。因为当时明星“走穴”风很烈，有些报纸已经点了我的名。为了避嫌，我坚持让团里领导带队，并要求派专业会计。4月5日我们开始出外公演，这次巡回演出共计7个省21个市，演出120场，行期两个多月，总收入16万元。其间，不管名演员还是青年演员，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