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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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则是：“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252周作人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将放弃与鲁迅、许寿裳等自民报社听讲以来在语言方面一直坚持的复古立场。——如前所述，这一立场本有革命意味，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以后他说：“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253然而周作人完成自己的“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这年六月，他翻译俄国梭罗古勃（Федор Кузмич Сологуб）254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仍然使用古文——这也是将来补充进《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最后内容，是他以文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收笔之作。九月，翻译英国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255，正文采用白话，所作附记仍为古文。着手起草的欧洲文学史讲义也是古文。到了十一月，他为此前译的《古诗今译》作题记，才是“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题记经过鲁迅修改补充，说明鲁迅的立场也已转变；虽然他自己写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还要迟些。其实非但他们俩如此，《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以及继起响应的钱玄同的《致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都是文言。《新青年》至次年一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才宣布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
周作人完成这一转变如此缓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看来，问题也许并不像胡、陈所说那么简单——他针对《新青年》下的“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的考语，就流露出这个意思。这年七月，发生张勋复辟，周氏兄弟避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一周后才返寓。周作人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256所受“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就是：“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257于是也就不仅仅满足于“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了：“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该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258——尽管胡适也说自己与陈独秀“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的改革”259，究嫌过于枝节，亦过于浮泛；周作人提出“思想革命”，则是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十年来他与鲁迅一直这样主张；现在时机到了，所考虑的也更深入，更透彻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3）
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260鲁迅曾记录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话261；钱氏自己则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262“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263，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264“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265。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4）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设立文科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小说组成员还有胡适与刘半农。二位来北京大学任教比周作人稍晚，也都成为他的世界里的重要角色。刘半农曾谈到当时对周作人的印象：“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266次年四月十九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二月，《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此举虽非周作人所发起，他却堪称这方面的前驱。参与上述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命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267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参加进德会，为乙种成员。——进德会发起于民国元年，此时为蔡元培所大力提倡，“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268。其基本戒为不赌，不嫖，不娶妾；选认戒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乙种成员即遵守基本戒，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选认戒者。“不嫖，不娶妾”，自符合周作人一向的妇女观；此后他涉及相关问题，尤其是对待两个兄弟的婚姻的态度，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一九一八年旧历除夕，刘半农造访绍兴会馆。在所写的一首诗中，透露周氏兄弟“欲招缪撒，欲造‘蒲鞭’”269，即有意在文学及批评方面一展身手。“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继《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古诗今译》之后，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了所译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这是他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完成于该年一月二十一日；接着又有所译俄国库普林的《皇帝之公园》面世270。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271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小说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现在他正是为了给中国作家提供可资模仿的榜样。继而揭载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272，乃是周作人“研究外国著作”的论文。此文更促使鲁迅以后将武者小路实笃这剧本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在“欲招缪撒”之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5）
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贞操论》（《貞操ハ道德以上ニ尊貴デァル》）273译为中文发表，是周作人首次在思想问题上向传统观念发难；也标志着他自张勋复辟以后的一番思考，开始有了结果。妇女问题素为周作人所关注，现在则说：“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研究。”此文引起很大轰动，《新青年》接续刊出胡适《贞操问题》274、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275等文章，予以讨论。然而对周作人来说，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