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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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丫用人不疑真是到了极致了）

　　汇报安禄山造反的加急奏表一封接一封，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玄宗终于认识到，这不是诬陷，安禄山真的反了。现在的玄宗是又惊、又怒、又惧，众大臣都知道安禄山造反已是蓄谋已久，此番前来，恐怕不易抵挡，不由都忧心忡忡。

　　大兵将至，朝廷内也有人得意大笑，此人是谁，难道是安禄山在朝廷的奸细？非也，得意大笑的人竟然是当朝执宰杨国忠大人。

　　莫非这厮疯了不成？也不是，而是他时常在玄宗面前打小报告，翻来覆去地说安禄山必反，玄宗总是不信，让杨国忠心中总是窝着一口气。现在安禄山真的反了，杨国忠感觉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怎么样？我很有先见之明吧，皇上以前您总是不信，今天证明我说对了吧。”

　　身为宰相，不但不为战事而担心，还有闲心来回小人得志，并且毫不掩饰地挂在脸上。这宰相也太没有涵养了。

　　或许杨国忠的心头轻松，也与不把安禄山造反当回事有关。皇帝问道应对意思时，杨国忠对答如流：“不要惊慌，现在明君有道天下归心，真正想反叛的不过安禄山一个人，此举不得军心，不过十天，自然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颅割下来送来。”

　　（老鱼不禁拍案，庸人误国、庸人误国啊！）

　　听了杨大宰相的高论，众臣皆失色，只有一向被繁华盛世和马屁包围的玄宗深以为然。

　　在玄宗眼中，安禄山造反并不可怕，但他的行为实在可气。于是，一连串的命令发出去，把还留在京城的安禄山的儿子、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朋友等全部拿来治罪。就连以前曾向玄宗汇报安禄山要造反的安思顺也被撤了官。

　　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此时官任朔方节度使，他的撤官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因为他的撤官引起了重大的连锁反应，间接成就了一位名烁古今的大唐中兴大将：郭子仪。

第二十一章　郭子仪临危受命（1）
安史之乱之前的郭子仪，只是大唐普通的一名将官，估计在史书中只会一笔带过，更不会有独立的传。正是平息安史之乱才让他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千古一将。郭子仪开始崭露头角的第一个重要角色是朔方节度使，杜甫也曾称赞郭子仪“独任朔方无限功”。

　　朔方兵在平息安史之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朔方节度的前身是朔方道，为抵御突厥，在武则天年间，就开始有常驻兵，当时的大总管是建立东、中、西三受降城的名将张仁愿。

　　现在遥想守边的朔方军，仍是令人心驰神动。多少朝代，我国总是在北地修建长城，以抵御外侮，但遍翻史书，大唐朝基本没有修建长城的记录。因为他们不需要，在北地需要他们建的是受降城。呜呼，壮哉！

　　由于朔方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玄宗设立朔方节度。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进一步明确朔方节度的权力范围：主要目的是抵御中国历来的大敌突厥，统领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朔方节度的治所当时设在了灵州。

　　此时的大唐，共设了十节度，其中朔方节度的兵力（军队六万四千七百人），仅次于以河西节度（军队七万三千人）、范阳节度（军队九万一千四百人）和陇右节度（军队七万五千人）三镇。

　　郭子仪何时到了朔方节度，史书没有记载准确的时间。只是记载他在天宝八载时已经是朔方节度下的振远军史，并被张齐丘加任为横塞军使。

　　在朔方期间，郭子仪已经显露出他过人的协调能力，他和王忠嗣、张齐丘、安思顺等每一任朔方节度使都相处融洽。

　　开元二十九年，仅有36岁王忠嗣（按古代惯例，本书年龄皆为虚岁），就任朔方节度使，当时的郭子仪已经45岁。可能是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王忠嗣不可能像对李光弼那样，拍着后者的肩膀说“光弼必居我位”。但王忠嗣对郭子仪应该也是非常重视的。

　　天宝三年，王忠嗣建立振远军，当时是否是任命郭子仪为军使，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天宝八年，郭子仪是振远军使，以此推论应该是在振远军建立时，王忠嗣就任命他为军使。

　　天宝七年，王忠嗣遭李林甫陷害，接替他的是张齐丘。第二年，张齐丘建立横塞军，任命郭子仪为横塞军使，可见张齐丘对郭子仪的重视。

　　张齐丘此人，打仗是一把好手，但为人私心太重，总想捞些好处，贪污个公款啥的。这节度使刚当了一年，就因为发放军粮不公平，引起了战士的公愤。

　　当时的各节度不仅是战力准备，起着御边的作用。虽然说常年打仗，但以边境摩擦为主，不可能月月打、日日打，在打仗之余，还得辛辛苦苦种粮食。朔方之地，风沙大、石头多，有许多地方根本就开垦不出来。在这苦寒之地，自己种的粮食还分不够，除了上交，还得被克扣，这谁受的了？

　　兵士一怒之下，先是把张齐丘的判官痛打了一顿，觉得还不解恨，还要上前要狠揍张齐丘。如果节度使这朝廷大员，被官兵打个熊猫眼，再配上弥勒的疙瘩头，那肯定会成为同僚的笑柄。

　　这时的郭子仪已经被张齐丘任命为兵马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领导挨打吧，于是上前阻挡。

　　（估计其他的官员见势不妙，早已经脚底抹油溜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十一章　郭子仪临危受命（2）
张齐丘虽然是新任的节度使，但郭子仪已经是朔方军的老人了。他为人持重、威望较高，在他用身体阻拦的情况下，兵士并没有把两人一起痛打，看在郭子仪的面子上，放了张齐丘一马。

　　挨揍是免了，但行政处分是避免不了的。张齐丘被降官为济阴太守，朝廷任命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暂时代理朔方节度使。

　　安思顺与安禄山都姓“安”，他们两人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安禄山的母亲改嫁给了安思顺的大伯，安禄山也就由姓康改姓为“安”，其实安禄山与安思顺本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从安禄山的从官经历来看，老安家确实也没帮什么忙。不过两人从十余岁相识，到后来一起在朝为官，关系倒也是不错的。

　　只是后来，安禄山隐约把自己有可能造反的想法向自己的堂兄表露过，说不定还试探过一旦起事，请同为高官的堂兄帮忙之类的话。安思顺偷偷把安禄山有反心的事告诉了玄宗，只是玄宗对这一众口纷纭的话题不感兴趣，差点把安思顺轰出来。

　　后来安禄山真的造了反，玄宗并不以安思顺曾提前预警重用他，而是因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把他撤了军职，任户部尚书。与其有仇的哥舒翰趁机落井下石，安思顺被陷害而死，最终结局实在是有些冤。

　　安思顺想来对郭子仪不错，所以郭子仪后来才上《请雪安思顺表》，为安思顺鸣不平。

　　安史之乱带给普通百姓无数的离乱和痛苦，而带给郭子仪的则是鹏程万里、扬名青史的机遇。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接替安思顺成为朔方节度使后，郭子仪率众军厉兵秣马，观望着安禄山的动向，枕戈待旦，等待着来自己京师的命令。

　　玄宗并没有把安禄山的叛乱放在眼里，他相信杨国忠的说法，现在只有安禄山一人要反他，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的将兵都是无比拥护自己的，贼军指日可破，无需其他节度前来勤王。郭子仪当然也不敢动，如果自主调整兵，那么就会被视为第二个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气急败坏的玄宗要御驾亲征，率兵去征讨安禄山。命朔方、河西、陇右的镇兵除留守城堡以外，全部开赴行营，东讨叛军。

　　郭子仪立即调兵遣将，誓师出征。军队还未出发，安禄山的军队已经主动打过来了。

　　十一月的朔方，正是大雪飘飘，天寒地动之时，而今年的寒风，仿佛比往年更是凛冽。

　　面对扑面的严寒，郭子仪感到的只有热血沸腾，禁不住仰天长啸。多年的蛰伏，这位已经两鬓斑白的将军，终于有机会一展胸中的报复、了却儿时的梦想。

　　上天注定，他必将因这次*而成为永载史书、令万人敬仰的绝世英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十二章　首战立威（1）
由于朔方节度特殊的地理位置，安禄山把消灭朔方军看作仅次于攻占长安、击溃唐朝皇室的重要任务。

　　朔方节度（治所为今宁夏灵武西南）和安禄山所辖的河东节度（治所为今山西太原西南）是邻居。朔方军也是距叛军最近也是最强的一镇。一旦朔方军东出，可以立即进入河东，援助河东唐军抗击安军，免使河东落入叛军之手。朔方军还可东出井陉口（今河北获鹿西南），进攻河北，切断叛军归路，威胁其后方。

　　安禄山起兵范阳时，也顾虑到朔方军对其后方的威胁，他在发兵南下之前，就任命别将高秀岩为大同军使，率兵连夜赶赴大同军，以阻止朔方军东出。又命其部将安忠志率精兵屯于土门（今河北获鹿西南），以防河东和朔方军进入河北。

　　举起造反的大旗后，安禄山主力部队正面直奔洛阳、长安，高秀岩在北边也展开攻势，进攻朔方的振武军。

　　高秀岩被安禄山委派如此重要的任务，当然也不是无能之辈。眼看着友军在河北一路狂飙，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满怀信心地带领部队想着一鼓作气拿下振武军城。

　　可惜朔方军绝不是河北诸郡的兵力可比的，他这次行动如果一头疾速奔跑的野马，突然撞到一块铁板上，登时头破血流。

　　对这场战争，史书写得非常简单，只是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想来并不是很激烈，郭子仪轻易就将对方打败了。

　　郭子仪这时表现了一位优秀将领的素质，在打败敌军之后，并没有沾沾自喜，急忙把捷报上报朝廷，留在原地等候封赏。而是率大军乘胜一路追击，连战连捷，一举攻克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把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周万倾击杀。

　　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见静边军城失守，想趁郭子仪立足未稳，率大军前来攻城。

　　郭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率兵去迎战，大败薛忠义所率的叛军，并将敌七千骑兵坑杀。

　　“坑其骑七千”，令人意外，在《资治通鉴》中用了“坑”这一词。在传统观念中，“坑杀”是违背道义的，都是大反派才干的事，是不得人心的。

　　“坑杀”一般是指把敌人挖坑活埋。当然现在也有人论证，说坑杀未必是活埋，也有可能是把死人埋葬。这说法令人感到有些不解，把死人埋起来，那是功德无量的善人之举，怎么着也和“坑杀”两字联系不起来。

　　历史上最有名的坑杀，莫过于战国时期的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虽然白起此举为始皇灭赵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由于其手法过于血腥、不人道，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正面人物很少有坑杀行为的，如果是有，也会美化称为“京观”。

　　看来唐、宋朝的史书更为尊重事实，或不以“坑”为恶吧，就连唐太宗征高丽时，也“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