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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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烽火绿洲（6）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