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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部分

抗战烽火之开国大将-第196部分

小说: 抗战烽火之开国大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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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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