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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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