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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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在这里，随时接触到当地的老乡。我们很注意群众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像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朴朴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们翻译组的负责人。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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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王光美：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党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我回王家坪还是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挺顺，但一过延河，它撒开腿就跑，我拉都拉不住。幸亏当时我年轻，没掉下来。原来它是饿了，要回去吃草了。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慰问的对象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南京、北平两个代表团的同志。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宴会上恩来同志很活跃，讲了很多从南京撤退的事。宴会完了还举行舞会，很多人在一起。我和少奇没单独说什么。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是交给徐冰同志的。因为我觉得在北平军调部和来延安，好多事情他了解。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说这回他是真的要来进攻了，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当时我不愿意走，我说我来延安就是要参加打仗的，现在让我们机关和家属一起撤退，不干！领导当然不同意。因为军委外事组整个单位都撤，我不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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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1）
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2万多人，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王光美：少奇同志后来告诉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过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大约3月8日至10日之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回来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后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他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5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