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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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
　　在19世纪下半叶那场翻天覆地的文明大冲撞中，日本终于化蛹为蝶。迅速崛起之后，中国对它还是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人只是惊讶于日本人的成就，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昔日的学生就加入了欺辱自己的强国行列，而且比其他列强更无情更凶残。
　　由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成了一个十分苦涩的过程。
　　不妨把中日两国2000年的关系史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而由此导致了两国在东亚竞争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在东亚权利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权利也无法直接影响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200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19世纪中期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在30年内使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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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恩怨说从头（2）
可以说，在如何与强权打交道、如何在弱势中奋发图强这两方面，日本有资格做中国的老师。但是，日本的可怕就在于，它的崛起不仅未成为中国之福，反成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祸的根源。近代以来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富强需要以中国的贫弱为基础，它的民族优越感需要以中华民族受虐受辱为代价，它的国内危机需要到中国来解决，它的国际地位需要牺牲中国来满足。　　　　　　
　　千年师生一朝易位，两国关系说到底和而不同。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许多是由双方文化认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王道、宽厚，有时甚至达到以德报怨之地步，无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对方，求一个“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对待的。”此种观念之下，认错往往只是认输，是对强者权力的认可，而非对自己罪行的愧疚。基于这种思维，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伤害最烈却鲜有愧意。每当中国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之时，总是由于受到日本实质性的伤害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这样的伤害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洋务运动，虽然今天对这场运动或许会有诸多不同的评价，但毫无疑问，洋务运动还是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包括军事现代化的先河。当洋务运动小有成就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使其彻底破产。对一个“蕞尔小国”的战败以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基本上阻滞了清政府自身现代化的努力，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政局终于稍事稳定，1927—1937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但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使中国社会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全世界的棒球都有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三次违规即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隐喻可以宽容再一再二，决不可饶恕再三再四之义。近代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先后两次横刀隔阻，在21世纪，它会第三次亮刀吗？
　　《拐点》一书从历史的善意出发，百年恩怨，话说从头。主要的目的是认知，不是纠葛；是历史的记忆，不是现实的仇恨。是王道与宽厚，而不是化掌为刀。
　　老枪
　　2006年7月写于北京青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