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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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近代海军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装备的保障。
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经自行开工建造了数十艘旧式炮舰外，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先后调拨“操江”、“湄云”、“镇海”、“泰安”4艘入驻北洋，成为北洋海军最早的海上机动打击力量。但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和自造舰船确实成本大大超过外购，质量也确有缺欠，因而过于偏重外购舰船。在他的推动和恭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首次大规模外购军舰。
最先进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镇”字号蚊子船。蚊子船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天才设计师伦道尔设计的一种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舰，其排水量仅仅300—400吨，而装有一门装载于2000吨以上军舰的大型火炮，因火炮炮口前出于船身，类似蚊子尖嘴，故名之为“蚊子船”。该型船只攻击力较强，但因为火炮不能转动，完全依靠船身调整来瞄准，因此机动性大受限制。且航速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海上作战的能力，主要是作为水上机动炮台配合陆地固定的岸炮防御海岸线之用。从性能及设计思想来看，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相当先进且性价比优良的海军武器。但坦率地说，这仅仅是海防力量，而于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构建海上机动打击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李鸿章从此也认识到，想组建近代海军，还是必须依靠大型铁甲战舰，单纯的轻型船只是没有争夺制海权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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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2）
随即，李鸿章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当时又称为“快碰船”。1880年，鉴于西北中俄伊犁交涉甚为紧张，李鸿章等人终于决心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了后来著名的“定远”和“镇远”铁甲舰。此二舰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属于第一流水准，在远东更是无有对手。而这两艘战舰耗银高达340万两，对于当时年支出不过7000万两左右的清廷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鸿章为此屡屡致信在德国监造的李凤苞等人，叮嘱其一定认真考校。随后，又在德国订造了1艘装甲巡洋舰“济远”。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晚清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
尽管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
建设近代海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员的选拔。
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学堂，给近代中国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一块基础。在沈葆桢的严格督促下，其培训的前几届学生无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海军人才。为进一步提高这些优秀学员的海军素质，1873年12月26日，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连衔上奏，请选派船政学堂优秀学员赴英法留学，恭亲王和李鸿章对此极力支持。1875年，刘步蟾、林泰曾等几名学员赴英法留学。1877年，第二批多达30人的公派留学人员抵英。在一期学员中，除邓世昌因成绩优异率先带舰而未能留学外，其余绝大部分学生都赴英法深造，使得这批学生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的骨干。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留学生，与容闳所带出的赴美留学生遥相呼应，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留学高潮。
随着沈葆桢的辞世和丁日昌的去职，以及李鸿章筹办天津船政学堂，从福州船政学堂抽调了大批骨干后，福州船政学堂学风日下，学生素质明显降低。而天津船政学堂则在李鸿章的重视下，办学质量逐渐上升，成为了日后北洋海军后备力量的骨干。然而令人悲哀的是，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的旧式士大夫势力的反对声浪，所有的留学计划都被迫取消，一大批仍在海外进修学业的留学生被迫提前返国，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半被分配给北洋水师和福州船政局。尽管这些学员的返回对充实海军力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用，但较之初衷，实在难说没有空留余恨！
李鸿章的购舰计划确实比较迅速地实现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然而，李鸿章对于自造战舰不屑一顾，却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致命伤。当时有造船经验和能力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经费均源于朝廷每年的定额拨款，舰船建造完成后即被朝廷和沿海各地免费选取调拨，而无需另外付费。船厂虽然有心设计建造更新更大的军舰，却无法保证经费的来源。即便负债造出新型大舰，朝廷也绝不会予以弥补亏空，且各厂又不能私自接造民船盈利。这就从制度上制约了船厂的自我更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显然不及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考虑更为长远。对于中国近代海军而言，很快就收获了一颗苦果。
第一次悲剧——马尾之败（1）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
早在日本侵台期间，导致清政府在优势情况下最后决定妥协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人对西南的窥伺——正是在1874年，法越签署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宣称越南完全独立，从法理上初步切断了中越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殖民者得寸进尺，企图全部并吞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窥云桂。
尽管当时朝野内部对于是否援越分歧很大，但总理衙门明确指出：“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此事关系中国大局。”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更明确指出：“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最终，清廷决定出兵援越抗法。
1883年，法国茹弗里第二次组阁，增加军费550万法郎，派出援军侵越。清军陆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先后在纸桥、谅山等役中获胜，并导致了茹弗里内阁的倒台。
然而就在陆战炽烈的同时，海上却是另一番情形。
在纸桥战役胜利后，中法开始了和谈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妥协，与此同时，为配合法军陆军在越南的侵略行动，法国海军派出了以孤拔为统帅的远东分舰队赶赴越南。然而，在双方和谈期间，孤拔突然率军进攻台湾，试图给予清廷以军事压力。但这次突袭被早已严阵以待的刘铭传所挫败。然法国攫取台湾之心不死，孤拔于是率舰队进入闽江，试图进攻福建船政水师，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以利再次进攻台湾。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法既然已经在谅山开战，即便正在和谈，也不可能允许敌对国家舰艇深入己方军事要地。而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张佩纶急电北京请求战和指示，北京竟然回复规劝法国领事彼此遵守条约。张于次日复急电北京，请求先发制人，朝廷竟依然逶迤。至8月5日，张再次急电军机处，请求攻击，而军机处至17日和谈失败才向各地传旨：“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张大悲，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严厉批评说：“旨云‘如有蠢动，即行攻击’，非后发何？怯战者即可借口，无专权，无斗将，虽欲先发，能乎？愤懑！……恐必偾事也。”
8月23日，孤拔率法国舰队发起了突袭。法舰队拥有舰船9艘（二级木壳巡洋舰“窝而达”、“费勒斯”、“德斯丹”，二级铁肋木壳巡洋舰“杜居士卢因”，炮舰“野猫”、“蝮蛇”、“益士毕”，鱼雷艇45、46），另有二级巡洋舰“梭尼”、通讯舰“雷诺堡”驻扎在金牌附近江面，其吨位较大，火力较强，战斗中更得到了装甲巡洋舰“凯旋”的支援。中国舰队拥有各型舰船11艘（“福星”、“扬武”、“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济安”、“飞云”、“振威”），另有旧式师船等志愿舰船若干艘，相对法舰火力、吨位略有落后，但有多个炮台支援，应该说，双方实力差距并不算很大。但法舰的突袭充分利用了潮水的特点。
当时中国舰船的设计是依照世界潮流的“船头对敌”设计的，首部火力较强。而法舰发动攻击的时间恰恰利用了潮水差，针对中国舰船火力较弱的舰艉进攻。其突袭获得了重大成功。福建船政水师毁沉战舰9艘和一批旧式师船，仅2舰负伤逃脱，官兵牺牲700余人，船厂也遭受了严重破坏。法舰仅亡6人，伤27人，数舰轻伤。福建船政水师管带、水手多为船政学堂学生，战斗极其英勇壮烈，各舰几乎都拼死抵抗到最后一刻。“振威”在即将沉没之前向“德斯丹”发起冲击，其壮烈堪与后来的“致远”相媲美，“扬武”遭受多舰围攻，舰体漫身大火，但就在其即将沉没之际，一位不知名的水兵爬上桅顶，高扬起崭新的龙旗，炮手向法舰反击了最后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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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悲剧——马尾之败（2）
马尾之败，后人多委责于张佩纶等人，这对于这位未曾一展大志即被迫下野的福建船政大臣委实颇为不公。应该说真正的败因是在北京，而不是福州。
首先，自恭亲王、李鸿藻等一班原军机大臣在1884年4月被全班开缺后，新上任的醇亲王等人能力较前一班人马相差很大。其主持的北京中枢先是对战和犹豫不决，对于违反国际法（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