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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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8章，考察了最后几年苏联社会中复杂的###的展开过程。在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在经济极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的局势下，是如何能够击败其对手的。我们还将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1）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
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两个月之后，禁放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在莫斯科人看来，这是新自由来临的钟声。1986年2月，著名的###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 ［2］ 而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物理学家、###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突然于1986年12月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被释放出来时，全世界都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创举所震惊。
释放###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新的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联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新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就像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例如，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太组织帕米亚特公然问世，并于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纵了一起群众游行事件。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对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面前曝光。苏联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习惯于如此一种公开的和无所不及的争论。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得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2）
在这场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激烈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一些普通的苏联百姓看到他们昔日曾经衷心信赖的媒体受到攻击，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以前，媒体是官方路线值得信赖的宣传工具。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曾是党内二把手。他抱怨说，媒体正在“丑化苏联历史”。他时不时地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在回忆录中，利加乔夫抱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期间，任命了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人担任各大媒体编辑。他对胡乱调换媒体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利加乔夫虽未明说，但他的意思显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任命###产党的人担任关键的编辑职务，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这项计划，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雅科夫列夫最终于1991年辞去了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职务，开始批判社会主义。不过，就算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间的目的所说的话是对的（当然也不无疑问），他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媒体越来越宣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问题上，仍然犯有错误。
利加乔夫的解释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错，这在无意中被他自己关于1986年一项最重要的编辑任命的记述所证明——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大型周刊《星火》杂志的领导。在科罗季奇任职期间，《星火》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罗季奇并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乔夫自己作出了这个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乔夫读到了科罗季奇刚刚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乔夫发现该书尚属正统，他唯一的抱怨是：科罗蒂奇“写到美国时太极端了”，表达的观点“太反美”。不过，科罗蒂奇不久就把《星火》转到赞扬美国、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时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的人，但绝大部分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倡导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科学家理论概括、艺术家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就还得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整个改革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3）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特别鲜明，此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在30年代，虽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但属于大资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一直把他们拒之门外。激进的作家们必须求助于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记者们只能在诸如《工人日报》之类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激进的剧作家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细心删改过的形式面世，其进步主题深藏不露，这和改革前的苏联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检查制度边缘躲来躲去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报纸都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总统，在它们看来，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进。
但1986—1987年间苏联任命的新编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阻力。开始时他们并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确实给了这些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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