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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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2）
他重用张恺则是为了报母恩。抗战开始以后，蒋氏父子在奉化溪口的家务，主要靠武岭学校教师张恺就近料理。张恺平日侍奉蒋母毛氏，犹如侍奉自己的母亲一般。蒋母不幸被炸身亡，所有善后丧事，均由张恺一手办理。小蒋由此感激在心，以亲兄弟待他。丧事完毕返回赣州后，他一再电请张恺结束武岭学校校务，离开溪口来赣州。张恺到赣州后，小蒋即将自己兼任的赣县县长让给他，以加官晋爵，作为报答母恩之德。
1945年春，小蒋奉父命内调重庆，以所遗赣南专员、区保安司令一职，先由杨明继任，不久，小蒋仍保荐张恺担任。
还有一位从临川练兵起一直跟到台湾的亲信高官是杨安中。
蒋经国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长在临川练兵时，杨安中在他手下担任中队长。由于他青少年时期受到祖父杨赓笙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他在训练新兵时，有人用“袁大头”来开后门行贿，请他放走入伍的新兵，他楞得很，不但拒不受贿，还给行贿者奉赠五十大板，打得屁股皮开肉绽驱逐出去，从此再也无人敢来奉送“袁大头”了。小蒋听说后哈哈大笑，太符合他的胃口了，当众给他嘉奖勉励。
他却并不受宠若惊，仍敢当面顶撞小蒋。有一天，在新兵训练场中，蒋经国训话大谈曾国藩，从练兵治军讲到围剿太平天国，要求大家以蒋总裁为榜样，多读曾国藩的书。官兵们都肃立恭听。惟独杨安中不以为然，站出来举手发言，对蒋处长赞颂曾国藩提出异议，弄得小蒋当众下不来台。同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认为不但冒犯了小蒋还冒犯了老蒋，是不要脑袋吃饭的傻瓜。可小蒋有雅量，只说安中年轻气盛少读书，但敢当面顶撞长官是坦率忠诚，不予责怪，反而重用。
小蒋来赣州当专员，就让他当了赣县警察局长，后来又让他当了难弄的赣县王母渡区长。他带一个分队武装上任，当地土霸唆使民众到区署闹事，要挟抗兵抗粮，并散布谣言要把杨区长干掉，弄得王母渡区人心惶惶，圩镇冷冷落落。杨安中对土霸来蛮的了，一天晚上带几名警察摸到土霸家中，来个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一个，抓了一个带回区署审问。第二天召开民众大会，将土霸枪决。先斩后奏地打电话告诉蒋专员，说土霸王某某、赖某某私自种植鸦片烟苗、抗兵抗粮，已被击毙。蒋专员诚恐引发民变，对杨安中先斩后奏的粗暴行为给予申斥，下令撤换，调回赣州。从此却更欣赏他的敢作敢为，把他保送到重庆中央警官学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警察分局任局长。抗战胜利后，杨又随蒋调到上海、南京、台湾，都在小蒋身边或“国府”所在地任警察局长，经常代表小蒋出国公干，这位“结巴子”局长成了蒋经国的忠诚卫士和可靠亲信。
蒋经国在赣南尝到培养任用自己的青年干部的甜头后，一直把“引用新人”始终当作他拓展政治事业的关键，从1944年冬他到重庆，直到1949年4月离开大陆的五年中，他一直牢牢抓住三青团这支青年力量不放。
直到1949年4月离开大陆的五年中，他一直牢牢抓住三青团这支青年力量不放。
1944年冬，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抗战局势陡然严峻，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从军的多是高中、大学学生），并带头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应征从军，以资鼓动青年学生入伍。在重庆成立了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任命罗卓英为总监，蒋经国为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他在重庆复兴关举办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从青年军中和中央干部学校挑选一部分大学生培训三个月，派赴各师充任团、营部政工人员。当时青年军共有九个师（相当于军），各级政工人员则由蒋经国委派，这又为他安插和培植了一大批亲信青年干部。
1945年，三青团中央举行全会，蒋经国取代了复兴社特务头目、“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的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职务，并把他从江西三青团带去的一些干部安插在团中央任职或任中央干事，以后党团合并，团中央干事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使他的势力逐步渗透进国民党政权中枢。
1946年夏秋之交，小蒋陪同老蒋在庐山避暑，南京国民党军政人员及三青团骨干也汇集庐山，准备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青年军复员检讨会。这两个会都是小蒋的进升之阶。在庐山筹备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学校和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由老蒋任校长，小蒋任教育长。老蒋培养“太子”的心情也太赤裸太操切，而且明显侵犯了CC派的领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强烈抵制，指使政治大学的学生闹出动静，反对蒋经国担任教育长。学生们也做得过分，居然贴出大字标语：“欢迎蒋经国担任政大总务科长”。封当今“太子”当个总务科长，这不仅是辛辣地讽刺了小蒋，耳光也打在了老蒋的脸上。不仅让小蒋难堪，也让老蒋恼羞成怒。老蒋把陈氏兄弟找来，狠狠地劈头盖脸把他们骂了一顿，把他们都骂哭了。
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3）
小蒋受此挫折后，再没有兴趣当中央政治大学的教育长了。可他另辟蹊径，在重庆三青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纠集一帮人提出，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扩大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蒋经国出任教育长，与在南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CC把持的）分庭抗礼。蒋经国从赣南率领一批嫡系人马，杀进“陪都”重庆的“复兴关”，在中央“青干校”扎下营盘，掌握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了。他提出了培养干部的“两高三能三大”的高标准，即要求“青干校”的学员具有：1。高深的政治素养，高层的领导才能；2。能文、能武、能开汽车；3。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在老子的支持下，小蒋明目张胆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1946年初将原赣南“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2000多名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由地方团校升格为中央团校的毕业生，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这2000多名“青干班”毕业生，实际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被视为康泽的重要班底，现在一下子转到了小蒋的名下，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举行，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列第二。在随后进行的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中，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的身份，直接掌握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实权。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配合青年军复员，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任命蒋经国为局长。他把复员的青年军政工人员和亲信干部都作为预备干部，准备随时派用，又搜罗了一批青年干部在自己的班底里。
总结蒋经国的政治发家史、“登龙术”，就是不断培植亲信引用新人，从赣南派、江西三青团、夏令营、干训班、中央干部学校、青年军政工班、中央团部组织处、国防部预干局，一线穿珠，一脉贯通。自此以后，蒋经国稳步上升，直至到台湾后成功地走完接班之路，都跟这一帮死心塌、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不无关系。
小蒋在赣南专员任内，除了用各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培养自己的赣南班底外，还不拘一格搜罗引用外来人才。
黄文耀在桂林广西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进步教授的影响，很向往社会主义，对当时的苏联非常羡慕。后来他看到《救亡日报》报道蒋经国是从苏联回来的，在江西赣南搞新建设，采用了一些共产党的做法。因此，他很想到蒋经国那里去工作。
他只是个大学生，不认识蒋专员，但他想既然搞新建设，就一定有新的思想，因此他在大学快毕业时就写了一封充满新思想的信去作自我推销。自荐信开头写道：“上书自荐，或有笑为愚憨徒劳者，然在欧美则属寻常，先生为新青年，且留苏甚久，对此当不引为怪也。”
黄文耀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并没有寄多大希望。他没有想到，半个月左右居然得到蒋专员的亲笔回信：“文耀先生：来信流露宏伟之志愿与苦干之精神。读之使人快慰！毕业后请即来赣南服务为盼。蒋经国”黄文耀自荐成功，自是万分高兴。
1941年秋，他拿着蒋专员的回信离开桂林，经衡阳、韶关到赣州报到。当时，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当他走近赣州公署的大门时，抬头一看，只见专暑兼县政府的大门，敞开明亮，里面绿树成荫，整洁安静，没有旧衙门拒人千里之外的气息，忐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沿着正中的通道前行，两旁各有长方形石碑一块，一边刻着“抬起头来”，另一边刻着“挺起胸来”。看了很舒服，很合他的脾气。传达员把他引到蒋专员的办公室外边休息了一会，蒋的副官请他进去。
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见到的蒋专员很热情，笑口常开，说话也随便。黄文耀边谈边注意周围的陈设，除了一张大办公桌和椅子外，其余就是客人坐的木椅和茶几。办公桌上有两件特别的东西：一个是瓷像，上面写着“我母之像，经国泣书”，在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信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争气”。客人的坐椅旁边，则陈列着一个大炸弹，茶几上放着一个骷髅头。此外还有一个书橱，里面大多是俄文书籍，有两本中译本，一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这些给黄文耀留下“进步”和“爱国”两个突出印象。
会谈最后转入正题，蒋专员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准备派你去新赣南出版社写文章。”
黄文耀居然“不服从分配”，说：“我刚刚离开大学，不想马上从事写作，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取得经验之后才去。”
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4）
蒋专员并没有不悦，而是客气地说：“好的，待我考虑一下，你先到秘书室领一个证章。”
黄文耀领到证章后一看，和他平日见到的机关证章完全不同，正面有四个圈，据说是代表第四行政区，中间有“公仆”两个红字。机关的全衔却刻在背面。这又使他有一个新的感觉，要时刻不忘记自己不是“官”而是“公仆”。
黄文耀在专署工作不久，蒋专员又找他谈话，说：“我准备派你到乡镇去工作，凡做事要从基层做起，基础才稳固。”
黄文耀做了赣州镇的镇长，后来做了专署的科长，成了蒋专员的一个得力干部。
求才用人不拘一格（1）
刘云培是赣南信丰县城的平民，靠摆摊子、刻图章和裱字画维持全家数口人的生活。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均禄，自幼天资聪慧，学习勤奋，在校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