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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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若有罪，我亲自陪他们一道绑缚去泰和报到！”
曾是中###员的叛徒冯琦吓一跳，但仍眨巴着眼睛说：“蒋专员，请不要着急，他们都是经过核实的共产党员。”
小蒋冲着他讽刺挖苦起来：“哼，不错，他们都曾去过苏联，也都曾加入苏共，那又怎样？你不也到过苏联，不也加入过中共吗？只不过你把徐锡根的名字改成了冯琦，摇身一变罢了。”
一被抖落根底，冯琦就张不得口了，叶竞民赶紧打圆场，说：“蒋专员，别误会，这不是请你过目吗？你担保的，我们就拍司嘛，好，就从葛洛开始，行吗？”
小蒋又说：“不行，葛洛从温泉练兵就跟我，又是我请到赣州来的，不能用我的手把他送进牢里。”
经反复争执和电报电话往来，最后，蒋经国被迫同意从雷宁开始，于是便有了赣州的大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爱国青年的恐怖行动。
4月的一个天气阴霾的下午，雷宁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雷宁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雷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被特务追得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市民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
葛洛问：“怎么办？要不要撤退？”
雷宁还有点书生气，说：“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
哪知他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就光临了。本来是熟人，他却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二三个士兵手握武器，雷宁一看就完全明白了。
雷宁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他的前后挟持着。科长还一股劲儿说宽慰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雷宁当然明戏，如果真的“很好”，只是想谈几话，还用士兵挟持吗？
穿过昏暗的街道，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已经关里面了。这下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变脸是迟早的事（3）
这一夜是大搜捕，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文明），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溶，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寄押在白云山习艺工厂。
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他们参与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雷宁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雷宁托他们带走了他写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要撤退，要越狱而走。可是由专署派来担任为犯人上文化课的地下党员葛洛，带进了中共江西省委给他们的慰问、鼓励信。江西省委来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雷宁、甘时鸣、汤光溶、杨传琦、上官和他们五人推定了雷宁、甘时鸣为正副组长。组成了狱中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小蒋对他们五人很关心的信息，要他们写信给他，要求留在赣县工作，由他长期考察监督。可是小蒋又到重庆去了。不久，他们也就被解押到了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葛洛是蒋经国亲自请来的，发生此事，他不得不礼送出境，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四大秘书也开始被排挤。由政校系来的人执掌专署主要部门。
雷宁的家属找小蒋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
1941年5月下旬，四区专署又查封了出售《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江西书店（在至圣路），要逮捕地下党员经理伍云华。伍云华闻风逃脱，但是书店里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是被抓走，这个中共地下组织也就被破坏了。
这次查封江西书店和抓人，是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冯琦（CC系，江西中统特务头目）亲自到赣州来执行的，他先找到蒋专员商量，亮出名单，专员同意了，派特务室的人带了军警去协助逮捕，后来把抓到的人送到马家洲去了（江西省中统特务在泰和的集中营）。
不久，四区特务室在杨明的布置之下，派了行动组长蔡百里、侦察组长汤觉吾，带了一帮小特务，前往南门外营角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分会驻赣州办事处”，抓走了人，又破坏了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
1942年，中华正气出版社资料室主任魏晋被捕，特务室要他登报脱党###，魏晋拒绝。后经周百皆竭力营救得以保释。
经过这场变故，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失踪了，蒋经国愈来愈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他原来的改革计划也大半随之半途而废。
当时赣南形势不是孤立的，是全国局势变化的缩影。在全国，蒋介石又打起了###的旗帜，由“曲线救国”来代替全面抗战了。
小蒋并不情愿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种逆转中他自己都差点不保。这一切，被他后来著文斥作“黑暗的恐怖”，无疑在日机轰炸下母亲罹难的伤口上加了几把盐，令他痛苦万分。由此，他日见脾气暴躁，遇事易怒，使原本就是劳动民众那种棕色的脸，显得黑了许多。他深深感到，“有许多人捏造了许多事实来攻击、来毁谤，并且有计划的派人、派兵到赣州来，（是）要想造成一个蒋经国不得不走的事实”（见蒋经国著《哭王继春之死》）。在江西省参议会上，某些人抛出的一个提案，“要求政府很快的调换专员”（同上文），便是要把他赶走的一个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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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急转弯粉墨登场（1）
在这种全国逆转的情况下，蒋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紧箍咒。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又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因此，他的改革，他的冲劲，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正如美籍华裔作家江南所说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烟土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蒋经国不断收到乡长和保甲长们的情报，说乡下“匪患”越来越严重，乡团队的人被“土匪”打死的不少，此患不除，将酿成“大祸”。蒋经国最后下了决心，一变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亲自带领保安团去平定“匪区”——红军长征后仅存的赣南粤北游击区。
此时的蒋经国再也不是戴鸭舌帽，穿夹克工人服，见了人就笑着打招呼的“蒋经国同志”了，而是一身戎装，戴着白手套，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保安少将司令了。
蒋经国率领的保安团队来到南康县，追索所谓逃走的壮丁，沿途洗劫，群众愤怒无比，质问蒋经国：“这哪里是国共合作？你们还在‘剿匪’嘛！”
蒋经国竟然回答说：“就是‘剿匪’又怎么样？”
终于，群众忍无可忍了。一天晚上，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卫兵叫醒：“蒋专员！蒋专员！共产党暴动了，把团队的枪全缴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红军长征后，有些赤卫队员留下来了，散居在乡村务农，他们见蒋经国在赣州大抓共产党，现在又带兵到乡下来“剿匪”，闹得百姓遭殃，鸡犬不宁，就秘密联络起来。群众有反“围剿”的传统，一呼百应，一夜之间，就把保安团队的人分割包围。保安队被吓懵了，一个个乖乖缴了枪。
这一惊使小蒋的脸变得更沉了。1940年6、7月间，他在赣州召开的三青团会议上，无端指责共产党违背民族利益。在另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中，他又和信丰、大余等县县长秘密讨论了所谓防止“非法分子”的活动，“剿匪”油山“###”的问题。接着，又与邻省韶关、南雄等地专员、县长秘密召开“两省联防会”，共同对付共产党游击队。赣南专署还出告示，规定“窝藏奸匪”者杀头、坐牢，告密者赏谷子。
蒋专员目睹信丰县的革命火焰正旺，油山的游击队活动频繁，这是他“大展鸿图”的障碍，因此绞尽脑汁，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但他又怕公开撕毁国共合作协定，罪责难逃。故借清查户口、挖掘兵源、严行三禁、安定社会秩序为名，炮制所谓“清乡运动”。
为了处理这类安全问题，蒋经国派王升担任专区警察首长。此后，王升就统管赣南的情报和警务工作。蒋经国又派王升兼任军事科科长，职责包括征兵入伍。按照国民党中央政府配下来的征兵名额，赣南地区落后了，还“欠”中央3000名新兵。
王升处理征兵问题颇有一套，有一回在赣州市逮捕200名拿不出身份证的年轻人，把他们统统送去当兵。不久，赣南就满足了国民党中央征兵员额的要求。
1940年4月的一天，蒋经国和王升身穿便衣，肩背斗笠，足踏草鞋，从乡下私访回信丰县城。走到加定桥头，正遇水东小学操场上在上体育课，便停步从石围墙缝隙向里瞧，见一队学生，前面走的都是些矮小个子，年约十一二岁；后面走的那些却是高大个子，浓眉黑胡，少说也有30岁了。
这些是小学生吗？他感到诧异，就闯了进去找校长问个究竟。碰巧，一问就问到校长曹相任本人。曹校长也不知道面前这个矮个子是什么角色，便轻慢地答道：“我就是校长，你有何事？”
小蒋抽一张名片给他，又问：“你这是什么学校？”
曹看了名片一惊，知道他是蒋专员，吓得再不敢轻慢，怆惶失措地答道：“敝校是水东小学。”
蒋专员惊讶嘲讽地说：“啊！这是小学吗？我还以为是大学呢？你看那操场上排在队伍后面的学生，连大学生的年龄都超过了！上级规定小学生的年龄是多少？”
曹校长知道被抓住辫子了，如喝了两斤大曲似的，耳红脸发烧，支支吾吾地仍狡辩说：“他们的年龄是大了些，但他们积极要求上学，所以把他们收下了。”
蒋专员一针见血地训斥他说：“你这是在包庇壮丁，违犯兵役法，应该坐牢的！”
曹相任吓得魂飞魄散，牙齿打架，哀求说：“请专员原谅，我把超龄生送回去就是。”
蒋专员严肃地说：“要把他们交到乡公所填入壮丁名册，准备应征。”说完便同王升扬长而去。
自此以后，曹校长战战兢兢，心神不定，天天等待着受处分。约过了两个月，果然接到撤职命令。曹校长还庆幸地说：“好得没有叫我去尝铁窗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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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急转弯粉墨登场（2）
小蒋的眼睛盯上了信丰县，那里陈毅、项英的游击队闹得凶。1940年6月21 日，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指派参谋龚景率一连武装去信丰县主持“清乡运动”。信丰县府于6月23日召开临时会议，成立“信丰县清乡委员会”，由邓必兴县长兼主任委员，龚景为副主任委员，县警察队长聂锡藩、国民党信丰县党部书记张善初、军事科长蔡松波、保警大队长吴光球、财政科长孔显尧、商会主席米国宝、地方绅
